作者：董藩

 

　　“記得當時年紀小，你愛談天我愛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樹下，風在林梢鳥在叫，我們不知怎樣睡著了，夢里花落知多少。”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三毛這首《夢里花落知多少》——寫得真好，怎么理解都可以。

 

　　但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這首詩的蘊意，而是要解讀一個事件，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史上值得高度關注的事件。我不愿意說，又不能不說；我不想承認，但不得不承認——李嘉誠在撤出大陸，而且不但撤出大陸，還出現部分撤出中國的跡象！

 

　　此前的李嘉誠在大陸已經有了一連串動作。新年伊始，他旗下的兩大上市公司——長江實業和和記黃埔宣布業務合并重組與重新分拆方案。更重要的是，借助這次整合，公司注冊地發生變更，新出現的“長和”、“長地”由香港公司變為開曼群島的公司。

 

　　李嘉誠是國際商界的著名領袖之一，長期穩居亞洲首富、華人首富寶座。他從香港起步，以香港、大陸兩大市場為基礎，迅速成長，積累起巨額財富。但這兩、三年以來，他頻頻動作，有好事者統計他從大陸和香港撤出的資產已經超過千億，這些資產大部分已經轉移到了歐洲。

 

　　有人問：是因為中國的市場規模不夠大么？我認為不是這樣！有人問：是因為中國市場的回報不夠高么？我認為不是這樣！有人問：是因為中國的法律、政策、文化不熟悉么？我認為更不是這樣！那就是其他原因了。作為高度關注中國商界特別是房地產界動態的學者，本人經過多方打探、揣摩，斗膽對這位商界巨人的撤出做些猜想。

 

　　我首先從李嘉誠與中共最高層的關系說起。李嘉誠和鄧小平見過多次面，坐下來交談了兩次，從李嘉誠后來的回憶中不難看出，雙方談話非常愉快，李嘉誠高度認可鄧小平的領袖魅力。到了江澤民時代，江不僅在京與李嘉誠會面，訪港時必然入住李嘉誠旗下紅磡海逸酒店，更會與李嘉誠父子共進早餐。胡錦濤執政期間，不僅有單獨的“胡李會”，胡錦濤也公開希望希望李嘉誠繼續發揮影響力，為粵港深港合作、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及國家改革開放作更多貢獻。2008年，習近平在做國家副主席期間訪問香港，曾與李嘉誠及其子李澤鉅禮節性見面。但習近平在成為總書記后，并未單獨接見過李嘉誠。大家知道，在香港政改問題的認識上，香港很多人與大陸高層之間出現了分歧，甚至出現了2013年3月27日發起，最終在2014年9月28日正式啟動的舉世矚目的“占中”事件。

 

　　其實在此之前，香港商界極其擔心政治環境和商業環境的持續惡化會影響到香港的發展前途，于是一些大企業家聯合起來，希望到北京“請愿”。大家集體抬出了被認為在大陸高層最有面子的李嘉誠和董建華，讓他們牽頭，一起行動。李嘉誠多年來盡量躲避對敏感政治問題的表態，但這次面對大家的熱盼和力邀，也考慮到自己在香港的巨大商業利益，他雖覺得壓力很大卻也無法推卻。2014年9月22日，網絡爆出李嘉誠等多名香港頂級富豪和商界領袖在董建華和李嘉誠率領下集體訪京的消息，說他們將見習總書記，交流香港政改與穩定問題，表達商界的愿望。大陸官方正式媒體至今未報道會見結果，說明中共高層并不贊同此舉。大家知道在香港問題上，中共高層態度很堅決。我從海外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中，也看到習總表情嚴肅、冷毅。估計這次會面港方未獲得來自中共最高領導的令自己滿意的說法，李嘉誠等人與大陸最高領導之間在心理上出現了嚴重隔閡。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高層一直希望李嘉誠利用自己的身份在香港回歸和穩定方面發揮作用，幫助大陸落實管理設想，為此也給了李嘉誠大量投資機會。毫無疑問，這個場合中國最高領導并不希望見到李嘉誠。而李嘉誠認為自己在大陸是正常經商，沒有依靠誰，也都是合法經營，而且在大陸做了很多慈善工作。這次見面沒有達到大家的目的，這使得李嘉誠近幾年來已經變化的心理進一步傾斜。盡管他不會公開表露，但嚴重的挫折感和郁悶情緒遲遲無法擺脫。再加上這種心情與夾在雙邊“被利用”的感覺攪合在一起，他隨即萌生了撤意——據說他自大陸返港后極少有笑容，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萌生撤意也與他對香港未來的看法有關。當年李嘉誠親眼見證了香港回歸的儀式，也親歷了前后的過程。他是最關心香港未來以及陸港關系變化的企業家，因為沒有人比他在香港和大陸財產更多。近兩、三年來隨著大陸與香港各種摩擦、沖突的增加，他沒明說，但用行動證明自己開始不看好香港的未來了。

 

　　距離1997年香港回歸，一晃十七、八年過去了。前期的過渡應該說比雙方預想的都平穩。盡管期間出現過亞洲金融危機等大事件，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這與中央政府給予的支持有直接關系。但是，隨著大陸的快速發展和大陸人到香港旅游數量的增加以及大陸申請移民香港人數的增加，雙方的摩擦與沖突明顯增加。特別值得一提的事件包括大陸人搶購奶粉風波、中港自駕游事件、雙非孕婦事件、大陸兒童路邊便溺事件、大陸兒童港鐵吃零食事件、孔慶東罵香事件、《蝗蟲歌》事件、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事件等等。這一起起事件不斷傷害著陸港關系，讓真正關心香港發展的很多有識之士非常擔心，包括李嘉誠在內，可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過去大陸比香港落后很多。但這十幾年來，大陸經濟突飛猛進，香港各界感受到了巨大壓力。上海、深圳在金融、自由貿易方面政策變化和發展勢頭，使得很多香港人壓力大大增加，感覺到了“被取代”、“被拋棄”的威脅。隨著大陸對香港經濟影響的增加，大陸在政治領域的影響也明顯增強。但因香港人過去長期在英國的管理之下，對大陸政治制度和政治主張懷有很強的排斥性，這就使得他們面對大陸對香港事務的介入，心生強烈排斥。最近幾年香港媒體不僅經常批評中央政府，一些人還公開支持大陸政治異議人士，反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的梁振英特首。特別是隨著2017年的臨近，關于選舉問題，直接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占中”事件，令中港關系進入對峙狀態。

 

　　這些摩擦和沖突的出現，也使得李嘉誠感覺陸港關系已經到了令人警覺的時刻。他認為香港與大陸的關系變得僵持和對立，對企業發展是沒有好處的。考慮到企業的長期發展問題，他立足香港的決心動搖了。

 

　　萌生撤意還與他自己最近受到的激烈攻擊有關。香港雖然長期處于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但香港人都是中國人，身上或多或少體現著中華民族仇富文化的影響。隨著香港社會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掌控著港島經濟命脈并且深深影響公共政策的財團免不了會受到攻擊。作為香港首富，李嘉誠首當其沖，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香港人大多不承認自己仇富，有媒體評論香港滋生“仇商仇富”意識的政治背景在于“敵對勢力”煽風點火，制造社會矛盾，撈取政治資本，給和諧社會添亂。這其實是排斥大陸的一種評論。香港的仇富情緒還是有的，只不過要找到突破口，要有合適的“借口”——他們在李嘉誠身上找到了“借口”。

 

　　作為華人首富，李嘉誠的一舉一動，萬眾矚目。他與大陸最高領導人的交往，往往會被作為新聞廣泛報道出來。這樣，他在大陸的一些投資活動，經常被說成“官商勾結”的表現。開發效率低、土地持有時間長，也被說成“有靠山”、“囤地不開發”。在很多香港人的眼里，他們認為李嘉誠是典型的“紅頂商人”，是依靠大陸的政治勢力發展的。這些年有些討厭李嘉誠的人，一直稱他為“奸商”、“吸血鬼”、“萬惡的資本家”，這甚至影響到了大陸人對他的評價。

 

　　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優點或者奉獻。李嘉誠過去在公眾面前一直強調不賺暴利、誠實經營，主張做“講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愛國公益慈善家。通過汕頭大學、長江商學院等項目，他至今已有一、兩百億捐給了慈善基金。他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尊重，被尊為“超人”。但最近香港對他的攻擊有變本加厲趨勢，使其十分難堪。

 

　　先是香港市民拉橫幅抗議李嘉誠避稅，要求政府創設“李嘉誠稅”即資產增值稅、股息稅和累進利得稅，通過財富再分配解決香港貧富差距問題。李嘉誠自己承認“樹大招風”，坦言香港人不喜歡自己就只好到其他區域投資。接著又出現了“碼頭罷工潮”。碼頭工人大有“打土豪、分天地”的氣勢，惡搞李嘉誠的漫畫把他描繪成“吃人惡魔”，一些工人用文革手法與李嘉誠斗爭，很多社會團體和香港市民捐款支持罷工工人。這兩件事情使李嘉誠顏面大損，身心疲憊，深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時代正臨近香港。他收回了曾經堅稱的“愛國、愛港，永不遷冊”（香港人將公司遷移注冊地簡稱為“遷冊”）的承諾，開始了拋售資產和變更注冊地的操作。

 

　　以上才是李嘉誠撤離大陸甚至撤離香港的三大基本原因。如果有第四點，就是擔心他退出企業后，兒子無能力與中共高層打交道，處理好公司長期發展問題。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不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強者都不信任自己的子女，這在李嘉誠身上也表現得很明顯。他認為除了兒子沒有“長袖善舞”的能力外，社會背景也不同了，大陸已不需要香港的資金及管理經驗。一些人認為李嘉誠重組商業帝國最靠譜的解釋是想隔離內地的房地產風險，或認為是規避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產的暴跌，這其實都是想當然而已。

 

　　李超人起身要走了！老大一定有跟隨者，還會有別人走。該走的必然走，該來的一定會來。我們無法拍攝到未來的景象，但會憧憬未來的美好——它是我們時代的理想和信念。它不僅是過去的火炬，也是現在的啟明星。既然無法挽留要走的人，我們就該為他祝福，就像祝福我們自己一樣：祝你依舊春華秋實，也祝我繼續風和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