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少喆

　　羅蘭·貝格表示，由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經濟過于金融驅動，而不是由實體產業和人來驅動，德國的模式更適合中國。

　　近年來，德國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表現出色，與英美“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相對的“德國模式”，或稱“萊茵模式”，引起學界的廣泛討論。在同是制造業大國的中國，這種討論超越了學理探討的范疇，產生了更多的現實借鑒意義。那么，德國模式對于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改革有何意義？中國應該如何學習德國模式？早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德國模式”的積極倡導者、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創始人、全球監事會榮譽主席羅蘭·貝格教授。

　　羅蘭·貝格在29歲時創立的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今天已成為與麥肯錫、貝恩等公司比肩的世界五大國際咨詢巨頭之一。貝格今年已逾77歲高齡，是“五大”創始人中唯一在世的一位，他30年來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的發展保持著持續的關注。

　　貝格在訪談中表示，由于英美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經濟過于金融驅動，不是由實體產業和人來驅動，歐洲和德國的模式更適合中國。

　　“阿里巴巴代表了中國的創新能力”

　　東方早報：您曾多次向中國介紹“德國模式”，并提出其七個支柱是“強大的制造業能力、基于一流產品/服務的出口導向、關注利益相關方的企業治理、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全面的結構改革”。那么，您覺得中國應該怎樣學習“德國模式”？比如，您曾提到，相比于德國企業，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國際化程度不足。

　　羅蘭·貝格：中國當然也有創新性的文化。今天這點很容易證明，當你看到阿里巴巴這些企業的崛起，每個人都明白，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夠創新技術，而且能夠創新商業模式；當說到國際化，你們有華為、聯想這些在世界市場上非常成功的企業。事實上，中國正在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更高附加值、更強調創新的產業，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如果要更有競爭力，就必須更多創新，更加國際化，它們也有這種能力。

　　東方早報：但從日本企業來看，經過初期的模仿后，它們今天有很多站在世界頂端的核心技術，而中國企業這方面似乎還有不足。

　　羅蘭·貝格：事實上，日本企業也曾買了很多外國的技術，它們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再創新。而且，日企更重要的是創新了軟性的管理方式、制造流程，從而使產品有更好的質量。比如說著名的“豐田管理”，美國人對此寫了很多書。確實，中國在工業制造方面還沒有這樣先進的技術，但中國有其他的優點。現在是數字化、網絡化的時代，這方面中國有自己的優勢。這些長處將有助于中國企業的發展和國際化。正如我提到的阿里巴巴、華為、百度這樣的企業所證明的。與此同時，中國還保持著成本的優勢，使它們更容易進入國際市場。

　　東方早報：有人認為，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是中國核心技術不足的原因之一，您覺得這方面是否需要改進？

　　羅蘭·貝格：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當然是對的。不過，中國企業創新越多，就有更多的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德國最初發展工業時，模仿英國的技術，蒸汽機、縫紉機這些都是英國人最先發明的。由于德國模仿英國很成功，英國就強迫德國把他們的產品標上“德國制造”的標牌，說明這是質量比較差的，但德國后來居上，制造出質量卓越的產品。日本在1970年代以前也在模仿，后來他們做出了更多的創新，就對保護知識產權有了更多興趣。中國也一樣。所以，我常說，我們不用過多批評中國不夠保護知識產權，當到了需要保護的時候，就自然會這么做了。

　　東方早報：您覺得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

　　羅蘭·貝格：是的。當然，這不會一下子發生，而是會在十年內。中國將會遵循國際標準，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利益。

　　“中國應將互聯網企業作為發展引擎”

　　東方早報：您曾說過，與職業緊密聯系的教育制度是德國模式的支柱之一，但這不太容易被其他國家學習。同樣作為制造業大國的中國，能否從中借鑒呢？

　　羅蘭·貝格：德國有特有的“學徒制”，在去學校的同時在公司工作的“雙重教育”，不過在學術方向上也可以有這樣的安排。德國有些大學也提供機會讓年輕人在上學的同時工作，比如制造汽車。當然，你需要有一定的標準和機構來做這件事，我會建議說，請些德國的顧問、教師去建設這種能力。

　　不過，在數字化的時代，我并不推薦其他國家照搬德國在1880年工業化初期建立的教育體制。當時體力勞動還很重要，機械、化學這些傳統產業是最重要的部門，而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快速變化、快速適應的世界，技術更新尤其迅速。我覺得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年輕人在第一份工作前的教育，當然這也很重要，以前技術三十年、五十年都不變時，投資于開始階段的教育尤其有意義。但現在與職業并行的終身教育更重要。當然中國可以學習德國建立一些特殊的職業學校，或是與職業相關的大學課程，但重要的是與職業結合的終身教育。

　　如果要我來設計改革德國的教育制度，我會覺得終身教育是一個方向，因為技術變化更快了。所以，中國應該吸取德國教育中的有益成分，不過有所變化。

　　東方早報：有人說，德國模式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德國人追求極致和細節的民族性，因此很難學到。您怎么看？

　　羅蘭·貝格：這也對，這是德國的一個優勢。不過我們也看到，其他國家也各自有自己擅長的，比如汽車、機械，盡管不像德國、日本那樣精密。比如說，意大利的創意設計很好，雖然我更喜歡（德國）耐用的保時捷，但（意大利的）法拉利也是很棒的車，因為它的設計。所以，每個人都要發揮自己的長處。模仿只在初期有用，到了一定的階段就要發揮自己的長處。

　　中國人有自己的長處。我覺得，中國在工程方面比盎格魯撒克遜（英美）人更擅長，包括金融工程；中國人還有很好的商業頭腦和與人打交道的能力；與德國一樣，中國的工業制造基礎很雄厚，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很高，這些都是中國的優勢。我剛才談到了中國成功的互聯網企業，中國現在有阿里巴巴、百度等，我覺得應該將其作為中國發展的引擎。

　　“中國經濟還會重回8％以上”

　　東方早報：談到中國經濟，至今為止，中國經濟更多是由國家主導的，而德國在俾斯麥首相時期也有過類似的情況，這也是一些中國學者將兩者相比較的原因。您對這種相似性怎么看？中國現在在進行經濟結構改革，您怎么看待改革的前景？

　　羅蘭·貝格：當然國企首先應該改革自身，接受國際競爭的洗禮，這將使它們更國際化、更有競爭力。不過，我不認為中國的國企是純粹的國有，很多國企都有著股份制的上市公司，在世界舞臺上競爭。

　　東方早報：事實上這也是一些人對這些公司的評價，它們將國有公司和私有公司的長處相結合，因此更加有競爭力，在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這更有效率，您怎么看？

　　羅蘭·貝格：這可以與德國在1970年代中期相比，當時國企中國有比例也是百分之百，但后來實行了私有化，但國家仍保留了百分之二十股份，并有關鍵否決權。比如在大眾汽車里，政府保留了百分之二十的股權，防止它被賣給外國。也有其他的國企有國際競爭力的例子。我也不建議中國應該馬上私有化所有的國企，應該一步步來。但事實證明，競爭和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鄧小平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才推動了改革開放。

　　東方早報：那私有的企業是否優于混合制的企業呢？

　　羅蘭·貝格：我不會這么說。空中客車就是有部分國有的，雖然是少量國有股，但它也是很成功的公司，有很好的前景。我不是教條主義者。

　　東方早報：對于結構改革的前景您怎么看？有人擔心經濟因此減速。

　　羅蘭·貝格：結構改革總是引起更多的矛盾，增長速度也會下降，但7.4％仍然是一個很高的數字，不必過于擔心。而且，我認為它還會反彈回去。

　　東方早報：還會重回高增長？

　　羅蘭·貝格：是的，在三到四年的時間里還會回到8％以上。因為中國中西部很多地方還很窮，還處于追趕階段，還有很大的經濟增長空間，還會有很多機會。當然，這需要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的投入。

　　東方早報：最后，您還有什么想對我們的讀者說的么？

　　羅蘭·貝格：我還想說，中國應該驕傲于自己的成就，不必為經濟暫時的減速失落。中國經濟中的一些低效率情況會改變，只要執行明智的政策。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樂觀。

　　另外，我還建議中國將歐洲作為天然的伙伴。這不是因為我是歐洲人，而是由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經濟過于金融驅動了，而不是由實體產業和人來驅動，歐洲和德國的模式更適合中國。而且，歐洲對中國更加友好，對中國投資更積極。所以，我建議中國的領袖，尤其是商界領袖，更多考慮將歐洲作為其盟友，歐洲也有美國能給中國的技術，而且更樂意，而美國出于政治考慮，對中國有更多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