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MarketWatch專欄作家魏德納(DAVID WEIDNER)撰文指出，盡管已經過去多年，但評級機構的結構性缺陷，利益沖突等等都依然如故，和金融危機爆發前毫無差別，這一局面必須改變。

　　以下即魏德納的評論文章全文：

　　你可能會以為，現在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了，曾經因為購買有著AAA評級，但實際上卻是有毒資產而受到損失的投資者已經吸取教訓了。

　　可事實根本不是。

　　大多數機構投資者，以及許多散戶投資者現在依然是依靠著信貸評級，像過去那樣撞大運。可是等等，關鍵是信貸評級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已經提高了改善了，更可靠了——你怎么知道？評級機構自己說的……

　　讓我們先退回一步，想想這個行業的糟糕表現記錄吧。在為他們辯護和喊冤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對于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大衰退，他們確實需要負很大的責任。

　　銀行不顧自己的信貸標準。保險公司大膽向自己根本不了解的東西投下重注。債務方借貸的規模超過了自己的承受力。政府創造出購房瘋狂的原動力。

　　評級機構對所有這些災難性的行動絲毫不吝祝福和贊美，他們完全是將利潤放在了責任前面。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他們不為那些有毒的債券背書，或許我們已經結束了當初的寬松信貸狂熱，更不會最終面對房市崩潰的場面。

　　這些玩家都已經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其中一些至少已經付出了代價。銀行遭遇了重大的虧損，不得不裁員，接受罰款和和解協議，而且也失去了投資者。舉債者失去了自己的房屋，信用記錄上出現了重大的污點。保險公司落入了政府手中。政治家們呢？讓他們出來負責原本是我們的工作，而我們沒有做好。

　　總之，看上去，每一個共犯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裁判，或者應該得到裁判。可是，評級機構卻成為了唯一的例外，無論是標普、穆迪還是惠譽。他們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全身而退，除開一兩次零星的訴訟之外，什么麻煩都沒有。

　　現在，這一不合理的局面似乎真的要開始改變了。媒體報道稱，各州總檢察長和司法部正在調查這些公司，而且周二還宣布了和標普達成一筆和解協議的消息。

　　納稅人、選民和銀行家們應該仔細了解一下這些交易。他們的行為問題大多數都發生在七年多以前。大多數的災難都是銀行和評級機構幕后交易的產物，甚至在雷曼兄弟垮臺和救援發生一年前，一切就已經很清楚了。為什么調查和起訴這些公司需要那么長的時間？為什么沒有任何特定的個人被起訴？如果和我們預想的一樣，這些公司將不必承認有罪，那又是為什么？

　　為什么我們要相信眼下看到的就是對他們的適當懲罰？相反，看上去，這只是讓他們花點小錢過關而已——和他們從自己的這種業務當中所獲取的利潤相比，罰款真是名副其實的小錢。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通過為基于貸款和其他債務的證券進行評級，穆迪評級從2002年到2006年總計進賬大約30億美元。2006年，他們為母公司穆迪貢獻了44%的營收，較之2002年的37%增長明顯。

　　報道還援引一位前評級經理人的話指出，銀行總是例行公事地去購買那些評級最好的證券。

　　總而言之，對利潤的貪婪，以及評級機構愿意給出高評級的意愿結合起來，就創造出一個扭曲的環境，幾乎所有你面前的證券都有著最好的評級。當然，這不能全都歸咎于評級機構，他們面對的產品經常非常復雜，而提供給他們的資料則并不充分，但是無論怎樣，花錢買評級的做法確實是一種常見的存在，常見到足夠讓毒素在整個系統當中擴散。

　　對于評級機構的調查動作遲緩，遲緩到足夠糟糕。更要命的是，盡管在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是有過一陣對整個評級行業進行徹底檢查的呼聲，但事實上，哪怕到今天，這個行業的本質瑕疵依然存在。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希望能夠強化政府的監督，但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曼斯(Jeffrey Manns)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報告當中就指出，法案實際上并沒有觸及到核心問題，反而造成了監管策略的沖突。

　　曼斯的建議是，干脆想辦法拆分這個行業，或者至少引入更多的競爭。他還建議結束證券發行方付費的模式。

　　在證監會[微博]最新的評級機構年度概要報告中，談到了危機時期的證券操控丑聞，比如高盛的Abacus丑聞等，有一個段落觸目驚心。“在一家更大的評級狗，非評級部門的員工也參與到了評級工作當中，甚至參加了評級委員會的分析。”證監會寫道，“這家評級機構在該部門員工的訓練、監督和利益沖突審查方面存在重大的缺陷。”

　　如果你是一位對評級機構、對監督他們的監管部門，以及確保前兩者各自負責的司法當局都充分信任的投資者，我勸你還是好好想想，一個不久前的歷史還貼著“垃圾”標簽的行業，又怎么可能交出AAA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