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大約是這樣一句經典的話：“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底層人民。”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不管是中國的雞湯作家還是企業精英，都忙著給蕓蕓眾生灌輸一個名詞——財務自由。而從真正意義上來講，有資格且有欲望追求并實現“財務自由”境界的社會群體，是中產階層。

　　盡管更多的人習慣將“中產階層”稱為“中產階級”，但由于階級是社會斗爭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理論逐漸被淡化的今天，中國的社會學界更愿意用階層來代替階級這一術語。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的狂飆突進，中產階層開始成為一種建立于經濟物質基礎之上的消費文化現象，最為顯著的特點是，有這樣一批收入不菲的人群喜歡喝星巴克、買LV，追逐奔馳和寶馬。

　　繼而，中產階層從面目模糊的消費群體，漸漸發展成為中國新興的希望階層。權威官媒《求是》雜志曾在十年前將中產階層視為和體制內人員、傳統的工人、農民相區分的新社會階層，“從骨骼到肉體，從物質到精神”。而在學術話語體系中，其更代表了一種社會生活里的前進風向標。不少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中國中產階層的出現、發展、壯大，是向著西方“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結構前進的良性指標。

　　不過，中產階層作為一種社會時尚，卻在近年來陷入了舉步維艱的狀態，不少經濟學家將此帶來的部分焦慮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他們被困于吃穿住行等剛性需求，例如飆升的房價，即便具備資格也需要參加搖號或者競拍的車牌，以及子女的上學問題等。

　　我有一個朋友，算是小有成就的學者，我們經常熱烈地討論關于中產階層的這一個話題。他對于中產階層的定義是，在一線城市至少擁有一至兩套房產，月供在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在擁有車牌的情況下，能負擔得起一部中檔小汽車，每年出國旅游兩次以上，不時能給妻子買一到兩個Coach包。我直率地糾正了他的品味，建議Prada的手袋才應該是中產階層的標配，除此之外，并無異議。

　　令人尷尬的是，作為中產階層的代表人物，朋友很快淪為了“負面”案例。有一回，我一邊吃薯片，一邊順手按電視遙控器，赫然看到他正在電視上慷慨陳詞。針對其中某一學術問題，我決定與其探討。電話通了之后，朋友惱怒地告訴我，他正在如家的QQ大床房中為某雜志撰寫一篇稿件，“以彌補家用”！原來，自從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后，朋友的中產生活開始“淪陷”了。由于請了月嫂，加上老家來了親戚照顧嬰兒，他的床位已被“霸占”，房貸、車貸加上奶粉錢、大孩子的擇校費、日常生活費，簡直讓他不堪重負，于是“開源節流”，以往講究體面的他，毅然選擇入住快捷酒店里的特價房！我一邊盯著電視機里那光鮮的形象，一邊想象他在與其氣質不相符的特價大床房中蓬頭垢面敲擊鍵盤的情景，忍不住又好笑又無奈。末了，朋友興奮地告訴我：“我的錢包里只剩47元5角了！”看，這一位折翼的中產階級，仍保持著積極向上的好心態。

　　社會學家們常常將中產階層視為社會的穩定器，他們常常游離于既得利益者和下層人民之間的角力，也因此顯得更為平和與屈從游戲規則。不過，在當代中國，中產階層亦無法幸免于社會角力中滾滾而過的車輪碾壓。在2011年的“7·23”溫州動車事故中，作為一線記者，我曾真正體會到中產階層無法與現實相切割的困境。在這一場震驚世人的災難中，幾乎所有的經歷者可以歸入浙江小城市里的中產階層，閑下來，他們會帶著兒女出游，會開車去度假山莊釣魚，會去杭州的銀泰百貨購入中規中矩的時裝，或者在小城特有的咖啡館里喝一杯咖啡，或者啄上一盤螺螄。他們的生活富足而安逸，遇難者遺體上的卡地亞戒指、AP手表，悲哀地證明了這一點。原本，這些人的人生，就像按著節奏開動的列車，從整潔的車站出發，開往明媚的未來，卻在不可知的天災人難中，踏上了永無歸途的旅程。

　　前些天，亂翻書看到一個比喻，說“中國的中產階層是開在沙土上的花朵”，大約是“外表光鮮、揾食艱難”的意思。仔細想想，也是有些道理，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和當代畸形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牢牢捆綁在一起的。那么，說起來，作為一個碼字工人，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大約是這樣一句經典的話：“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底層人民。”

　　（作者為上市公司輿情中心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