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分級診療的一方面，政府希望通過提高基層醫療的報銷比例給病人動力轉向小醫院就診，這似乎可以解釋為基層醫療的保障程度會增加。但嚴格來講，這種保障程度只是財務報銷比例上的，而不是真正增加了有價值的基礎醫療服務保障比例。要解釋這個問題，必須先界定有價值的基礎醫療服務到底是什麼。

　　基礎醫療對一個國家醫療體系的意義類似基石，基石承擔的責任有三重，一重是守門人，在疾病發生的時候作為第一道把關人，可以解決大部分小病;第二重是防範者，承擔預防醫療和教育的工作，給有風險但還沒有生病的人提供指導;第三重是患病者的長期健康管理職能，主要針對大病和慢性病。這三重整合起來，才能稱之為價值基礎醫療，而這在中國的基層醫療上完全缺失。

　　目前提升基礎醫療的報銷比例勉強可以算在第一重守門人角色上的努力，希望病人選擇基層作為首診。但這其實並不意味著提高保障，因為缺醫少藥，很多病在基層沒法看，很多檢查沒法做。

　　對於第二重預防醫療和教育，政府一直在撥款，一些社區醫院為居民提供免費的年度體檢，但這些投入的效果卻沒有顯示出來。一方面是因為病人不信任社區醫院，一方面是行銷乏力，很多病人根本不知道社區有這些服務。

　　第三重，可以說對患病者極為重要的守護者功能，仍完全是空白。大病和慢性病的治療是一個長期過程，目前的三級醫院無法完成這項工作，基本的治療和主要流程完成後，病人就進入了一個放任自流的過程，後期的恢復完全靠自己的意識、知識和家人努力。基層醫療完全不能發揮守護者的功能。

　　國外把一些大病的護士上門護理，康復指導，慢性病管理納入醫療報銷範圍，為需要長期管理健康的人建立檔案，從出院的那一刻起，檔案就會轉向首診方——醫生、診所或社區醫院，由他們跟蹤病人，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和指導。

　　相比之下，中國的病人出院後基本處於靠自己的狀態，和醫療體系完全脫節。對服務方來說，病人消失了，除非他們主動回來，長期的案例觀察不再可能。對於想要控制費用的支付者(醫保)，每個病例只有在疾病發生的時候才出現，就算能控費，也只能控制治療當下的費用，而防止疾病惡化、控制慢性病風險等能夠長期節約醫療開支的手段無法完成。對於個人，這種脫節很無奈，現行的醫療體制根本無法滿足病後的長期需求。

　　這顯示了為什麼我們目前的基層醫療保障提高只是最淺層次的，在治病階段的財務保障比例提高，而不是價值基層醫療保障的提高。我們的基層保障還遠遠不足。

　　要提高價值基層醫療的保障，還必須問的一個問題是，到底如何來量化這些價值?

　　守門人業務可能是最容易量化的，如果分流成功，基層相對的低成本、使用成本低的藥品可以節省不少開支，但現行體制下仍然會有過度開藥，病人主動要求開藥(很多情況無必要)的情況。預防也是同樣，對於早診斷的意義已經是公認，因此這兩部分相對可以量化，也就是能看到效果。

　　可對於守護者職能，量化沒有那麼簡單。即便是在推廣價值醫療的美國，慢性病管理、術後管理的效果也很難量化，要直接證明長期追蹤一名糖尿病患者，幫助其調整飲食、運動、輔助其治療和用藥，到底能節省多大的醫療開支，是非常困難的。但這些手段一旦被設計成一套流程，應用於每一名慢性病患者應用，可以管理健康、提高病患康復效果，降低再次入院比例，或者延長疾病惡化時間，推遲復發時間。這些手段在美國的臨床上被證明是有效果的，這些職能在基層完成，是推動價值醫療的核心之一。

　　而在中國，這部分服務基層無法提供，醫保也不會支付。未來鑒於醫保的壓力，解決燃眉之急的治療支出才是核心，這些看不到量化的服務要進入支付範圍非常困難。要把諸如減肥計畫、運動康復、上門護理以及用藥指導作為守護者的一部分納入支付體系，才可能真正提高價值基層服務，但量化困難，評判標準較為複雜，加上產出的經濟利益不明確，目前體制下，基層醫療機構也沒有動力去做，這才造成了價值服務的完全缺失，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作為控制成本，管理健康工具的互聯網醫療，在中國一直沒辦法腳踏實地做起來。

　　由此可以見，其實我們的基層醫療在價值方面的保障，還遠遠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