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面對地震、山崩、洪水時，一種人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一種人立刻失態拼命逃生，哪一種人更可能在當今社會擁有後代?

　　答案顯然是後者。

　　古人看到螞蟻過道，一種人認為“螞蟻過道天要下雨”的諺語缺乏邏輯而不屑一顧，一種人則憂心忡忡擔心下雨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洪水，哪一種人生存下來的幾率會更大一些?

　　答案還是後者，即使他的出發點來自一個誤會。

　　“對未知情境充滿不安全感時，人需要警覺意識，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直覺對陌生情境進行解釋，將其納入可控的范圍之內——陰謀論並非理性的思維方式，但它能夠幫助有些人在沒有辦法全面思考時，作為一種防禦機制，因此被保留下來。”在彭凱平看來，現在人類社會有些基因是演化選擇的結果，它不是最優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選擇意義和價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著‘應當存在’，這是兩回事。”

　　數百年的現代科學知識不足以改變六千萬年演化而來的心理特性。因此，當現代人在面對超越自己經驗之外的事物時，仍然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並隨時賦予其主觀的解釋。“比如馬航事件，對許多人來講，知道飛機被美國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顯然比一無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夠滿足我們對這個世界一致性的認識和對環境的控制力，因為它符合我們這些年形成的慣性思維。”在《為什么陰謀論如此盛行?》一文中，彭凱平如此分析。

　　在彭凱平看來，這種心理機制就是陰謀論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只要真相的複雜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陰謀論就永遠有市場存在。”

　　“陰謀論產生的一個原因：人類有一種急需對外在事物了解的傾向性。”

　　研究態度要理性客觀，但對於研究方向，研究者會有自己的bias。

　　“科學並非與社會生活無關。我們的傾向性來自何方?來自我的選擇、我的信念和我的經曆。”

　　1989年1月，27歲的彭凱平來到美國，進入密歇根大學讀碩士。之後，有兩件和中國相關的事情對彭凱平影響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學生盧剛殺人”事件。盧剛是彭凱平的北大校友，曾與他朋友的室友為戀人關系。談論這件悲劇時，彭凱平與其他中國學生認為“如果當時盧剛已經與以前的女友結婚，也許悲劇不會發生”，而美國同事則認為“應為那女孩感到慶幸，如果盧剛與之結婚，那位女孩也會慘遭毒手”。

　　“一個聰明能幹的人，為什么會走上殺人的道路?”中美朋友的不同反應及呈現出的不同歸因方式，令彭凱平開始關注行為科學背後的文化差別。

　　1991年，已經就讀博士的彭凱平，與師兄邁克爾·莫裏斯(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用計算機生成了各種幾何形狀，圓形、方形、三角形，讓它們隨機互動，產生毫無意義的情境，然後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被試(心理學測驗中接受測驗的對象)來解釋這些隨機運動產生的原因。結果這些被試都給出肯定性的、有聲有色的、有時極富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故事來，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這充分表明，人類不能夠接受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即使面對幾何圖形之間的無規律互動，人們都試圖給出明確的答案。這一研究發表在《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凱平和當時的學生埃裏克·諾勒斯(現任美國紐約大學心理學教授)用類似的幾何圖形測試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對圖形的分析，發現另外一個規律：當這些幾何圖形的運動比較明確地符合牛頓力學定律的時候，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的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還是能夠從物理學的原則來解釋這些事物的運動，但是對不符合牛頓力學定律的物理運動，比如“一個圓形在毫無外力觸發的情況下滾動起來”，或是“兩個物體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產生相繼移動”，絕大多數被試還是都會給出海德式的解釋。

　　“我認為，我們所說的物理現象產生的主觀解釋是正確的，這可以解釋陰謀論產生的一個原因：人類有一種急需對外在事物了解的傾向性。”在彭凱平看來，物理世界是人類最早接觸到的世界，對不同群體來說文化差異更小。“如果再做下一個研究，我可能會選擇生物或化學相關的陰謀論。以化學世界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體驗——這些領域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可控的，這時候最容易產生陰謀論。任何時候，對於不明確、不具體、看不見、摸不著的事物，人們一定會用陰謀論來解釋。”

　　中國人比較善於將兩個不同事物關聯起來，這種“判斷相關”的慣性，會讓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邏輯的邊緣，陰謀論便在此恭候。

　　“在美國，相信陰謀論的人一般有三個特征：社會地位比較低、缺乏足夠的信息和判斷、缺乏教育。”彭凱平如此認為。

　　但在中國，情況有點不一樣。“中國有很多極聰明、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也會宣講陰謀論。比如，《貨幣戰爭》的作者，他超級聰明，知道老百姓喜歡聽什么，政府能夠容忍什么，所以他拿這個來為自己營銷。”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訴求，在彭凱平看來，中國文化有種強烈的“非黑即白”傳統，以及“整體性思維”的傾向，很容易成為陰謀論滋生的土壤。

　　中國人更擅長“判斷相關”，這一點在彭凱平的另外一個研究中得到過證明：“我們是讓人估計兩個系列之間的關系，舉個最簡單的范式：在屏幕上隨機出現數字1、3及形象男、女，當出現一定次數之後，人們就會發現，是不是出現‘1’的時候較多出現‘男’，可以估計他們之間的相關程度。”

　　其他的測試列表包括：一個禿頂的人是否智商高、一個說話有英國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中國人挺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比如，螞蟻過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會得到什么功德，這都是沒有科學證據的。”

　　但“相關”並不意味“因果”。“中國人比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我的單位為什么不能有兩個領導?因為‘天無二日，人無二君’。乍一看會覺得有道理，但仔細想就莫名其妙，這兩件事沒什么關系啊。”

　　這種“判斷相關”的慣性，有時會讓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邏輯的邊緣，陰謀論便在此恭候。

　　“我們還有一種‘天下一體’的文化，喜歡說天下大事，談論國際政治。我們比較多的‘陰謀論’論調都針對國際陰謀，沒有人敢說政府的陰謀——談外國的陰謀特來勁，談自己的陰謀就不敢了。”每當聽到此類“陰謀論”論調，彭凱平便覺得不以為然，“我們周圍有那么多事情，我們不去做，卻去管美國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國人對我們有這樣的想法，不還是要靠我們自己人來起作用嗎?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多關注一下我們這個國家的發展，我們的官員、精英如何選拔和利用，我們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這比講美國的什么陰謀有意義。你講完陰謀你能做什么呢?你什么都做不了。”

　　陰謀論的十個特征

　　什么是陰謀論，陰謀論的可信度怎樣判斷?加州大學富爾頓分校實驗心理學碩士邁克爾·舍默就此歸納出了陰謀論的十個特征。

　　1.當一個事件發生時，如果我們有一個證據確鑿、非常顯然的解釋，那么陰謀論的解釋一般不足為信。比如，當水門事件的策劃者坦白了他們的竊聽，亦或者本·拉登在吹噓“9·11”事件的“偉大勝利”時，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事實。同理，當一個現象有兩個不同版本的解釋時，陰謀論也一般都是錯的，有時僅僅是機緣巧合而已。

　　2.當陰謀事件的主角被拔高到擁有超能力的時候，這個陰謀論往往都是假的。人們的行為總是漏洞百出，人類的天性就是不斷犯錯，大多數所謂的“強人”、“超人”根本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強大。

　　3.如果陰謀論裏所描述的陰謀越複雜，涉及的元素越多，可信度也就越低。

　　4.越多的人牽扯到這個陰謀中來，所謂的驚人秘密就越不可能存在。人們總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5.如果宣稱的陰謀涉及范圍廣，動輒“控制了整個國家、整個經濟命脈、整個政治格局”，特別是所謂“全球最重主宰，幕後控制全世界”，那么一般都是假的。

　　6.有些陰謀論偏好無限拔高，明明是一件小事，卻硬要把它往大了解釋，什么驚天大陰謀，往往都是扯淡。

　　7.越是喜歡把一些無關緊要、微不足道的事往“不祥之兆”、“厄運將至”方面解釋，這樣的陰謀論可信度越低。

　　8.傾向於把事實和猜測不分青紅皂白地攪和在一起，而且從來沒有概率這樣的概念，這種陰謀論往往都不是真的。

　　9.有些陰謀論者的不靠譜還體現在，對上至政府部門下至私人組織的一切機構都抱有極大的敵意和懷疑。

　　10.如果某些陰謀論者對自己的論調深信不疑，拒絕一切其他可能的解釋，對他不利的證據就視而不見，大肆地去搜尋只對他所謂的事實有利的證據，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錯的，而且這所謂的陰謀也只是自己幻想出來的東西而已。

　　陰謀論不為解釋別人，只為說服自己

　　《新周刊》：你提到，初到美國後發生了兩件事情，對你的研究興趣產生了影響。除了“盧剛事件”，還有一件呢?

　　彭凱平：初到美國那一年之後，原本漸漸趨於理性的中國宣傳開始出現一些“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樣的內容。我就很好奇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過圖書館和網絡查閱相關的資料，發現那些所謂的“中情局八條建議”之類的觀點，最初是德國間諜針對蘇聯講如何滲透、搞和平演變的策略，後來演變到被美國右派的反共分子認為是蘇聯對美國的陰謀，後來又演變成美國對中國搞和平演變。

　　我經常講，有些所謂的精英連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說外國人怎么想、怎么對中國實施陰謀，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不懂就說”更無恥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還是要這樣說，來迎合一些情緒，賺一些昧心錢。

　　我有一些同事、導師和學生是美國對華問題的專家，比如，我研究生時的導師、後來成為同事的肯尼特·萊貝托，他是卡特總統的中國問題專家，曾擔任國家安全副顧問。他說美國政府都是很短視的，因為四年或八年就換掉了，要堅持不懈搞一種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聽到有人說“美帝對華陰謀”的說法，我都不以為然。

　　而且，美國主流社會其實很少談陰謀論，因為覺得沒有意義：陰謀要實現出來，一定是有很多人參與，需要非常長久的隱蔽的活動，但在美國這種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會是不太可能的，也許很快就被揭發出來，要維持這樣的陰謀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國人不太信這種陰謀。

　　但美國有一些邊緣化的群體，比如民兵、跟兩黨政治沒關系的反政府的小黨，喜歡宣揚陰謀論，認為執政兩黨是為資本家服務，編造一些故事。順便我要說一下，其實我看了好多國內的“陰謀說”，都是抄襲美國的反政府組織和民間邪教團體的說法，包括《貨幣戰爭》也是抄襲的，但符合我們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所以大家都不擇手段地搶過來了。

　　《新周刊》：如果你不贊同一個陰謀論，陰謀論者也可以反問：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凱平：當然，你可以說“我只是不知道”——問題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會知道?

　　有人會說是領導說的，領導說專家說的，專家又說領導說的，一頭糊塗賬算不清楚——沒有做學問的考據的思想。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有考證：他從哪兒來，誰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說的，這才是科學態度。我們現在不說這些，只說有沒有。我有時很憂心，我們多少年不提倡批評、獨立判斷、獨立分析，造成我們簡單、被動、消極地接受一種思想並認為是絕對真理。但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真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都說沒有絕對真理。

　　《新周刊》：在你看來，陰謀論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

　　彭凱平：陰謀論最大的問題是會讓我們忽視現實，鼓勵人們對事物不證明、不找證據，這是一種普世的危害，不管哪個文化，我們都不希望這樣。我們希望人去找證據去證明，找線索來說明，不要總是“怎么證明陰謀存在——因為有這樣的現象——怎么解釋這樣的現象——用陰謀論解釋”。這樣就陷入了循環論證。循環論證在科學上是最大的弊端，永遠沒辦法做科學的驗證，結果導致無邏輯、不理性。而且你還不能指摘，指摘就說明你就是陰謀的一部分。

　　所有講陰謀論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懶的人，或者學術能力很差。你做不到、不明白或無法解釋時，就去找陰謀。這就是“陰謀論”產生的心理基礎：一種無奈感、受挫折感和憤怒感。歸根到底，陰謀從來不是解釋別人，從來都是說服自己。

　　你要讓陰謀論者改變自己的理念很難，因為沒有道理可講，他們的信念太堅定了。

　　《新周刊》：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個概念：信念固執。根據你的文章，更傾向陰謀論的人，除了後天對信息獲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腦結構這樣的先天因素也會影響他們的傾向?

　　彭凱平：“信念固執”的人大腦前額葉的內側前扣帶回發育有問題，灰質容量比較小，無法處理複雜的矛盾信息，但這只是意味著他們更容易產生“信念固執”的傾向，並非一定會“信念固執”;更何況，有的人的“信念固執”是裝出來的。

　　《新周刊》：這樣可能會被過度解讀為腦殘?

　　彭凱平：過分相信陰謀論的人有時候是腦殘引起，有時候是別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義上的腦殘，但說出來就顯得政治不正確。

　　《新周刊》：有沒有可能，社會上會出現對陰謀論者這一群體的歧視?

　　彭凱平：前扣帶回不足，可能沒法處理矛盾信息，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接受陰謀論。陰謀論或其他任何東西，只要是我們選擇的結果，那就不是簡單由生理結構決定的。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視，比如作為河南人被歧視，這是不公平的，因為沒法選擇。但如果是可以選擇的事情，你還選擇做了，那就可以批評。所以，我們不是歧視腦殘的人，而是歧視腦殘的人群中選擇相信陰謀論的人。

　　不管如何做知識傳播的工作，陰謀論肯定還會在中國存在下去，總會有人相信陰謀論。很多所謂的“大V”也沒有科學素養和經驗，就自以為是地說。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真理並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辯證的產物。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種民主的辯論機制，有什么問題，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是因為：其他聽眾，那些沒有鮮明意見的人，希望能從雙方辯論或者溝通中來了解事情真相。不論你是陰謀論，還是反陰謀論的人，都可以來講是怎么回事，然後大家做判斷，但如果你還沒讓人說話，就先扣帽子，別人就沒法開口了。(采訪/楊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