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知名編劇趙冬苓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 金融法研究所教授 施正文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劍文

　　稅率的確定到底應不應該寫入《立法法》修正案，幾天來一直是代表委員和公眾關心的問題。昨天，主張明確寫入法律的代表們得到好消息：全國人大法律委建議寫入草案，大會主席團決定將修改《立法法》的決定草案提請代表團審議。

　　據悉，逐條研究代表審議提出的意見後，法律委對修正案草案作出63處修改，其中實質性的修改有27處。

　　根據法律規定，代表團仍然可以對主席團提交的決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見。

　　不排除國務院具體調整

　　全國人大法律委表示，一些代表建議將稅收要素中的“稅率”予以明確列舉。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將這一項的表述修改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

　　按照法律委的解釋，稅率是稅種的基本要素，凡是單行稅法都要對稅率作出規定，比如企業所得稅法，在設立這一稅種的同時，規定稅率為25%。

　　此外，明確稅率由法律規定，並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比如車船稅法，在規定稅目稅額的同時，相應也規定了幅度，並授權國務院或者地方可在幅度內確定具體稅額或者調整。

　　相關條款曾3次“變臉”

　　在提請大會審議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規定，“稅種的開徵、停征和稅收徵收管理的基本制度”由法律規定。

　　而此前草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時的規定更為具體，由法律規定的範圍包括：“稅種、納稅人、徵稅物件、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這比草案第一次提交常委會審議時要具體很多。

　　不少代表擔心，“稅率法定”沒有被明確寫入法律，將來可能給行政部門隨意調整稅率留下口子，會傷害民眾利益。

　　在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鄭淑娜專門解釋，“政府徵稅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這是世界通用的法治原則。在我們國家稅收由法律規定，實際上是一直這樣規定的。

　　“較大市”立法權限沒擴大

　　此次修改《立法法》，一個重大亮點就是擴大了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

　　但在代表團審議時，有些代表認為，目前草案設定的立法權限，對一些大城市來說“偏小”，建議增加立法事項，或者對原來有立法權的49個城市不作限制，實行“老城老辦法，新城新辦法”。

　　對這個問題，法律委也作出解釋，目前規定的“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範圍是比較寬的。從目前49個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的領域看，修正案草案規定的範圍基本上都可以涵蓋。同時，草案規定還考慮了原有49個較大的市的情況，規定其已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繼續有效。總體上看，這樣規定能適應地方實際需要建議維持修正案草案的規定。

　　因此，草案的這一條款未作修改。 新京報記者宋識徑 實習生沙璐 黃丹露

　　稅率法定

　　“稅種的開徵、停征和稅收徵收管理的基本制度”(《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大會審議稿)

　　改為“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關於修改《立法法》的決定(草案))

　　趙冬苓：這是一個進步

　　趙冬苓，作為知名編劇，編寫過《紅高粱》、《孔繁森》。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她因為提出“稅收法定”議案，而成為“明星代表”。

　　看到常委會二審稿，趙冬苓表示“很欣慰”。看到提交大會審議的草案中刪掉“稅率法定”的相關表述，她希望能保留，她擔心籠統的規定會留下博弈空間，最終受損的是民眾利益。

　　昨天，“稅收法定”的相關表述又被全國人大法律委寫入草案。對此，新京報記者對話趙冬苓。

　　新京報：你對這個修改感覺意外嗎?有沒有想到會修改?

　　趙冬苓：現在心情比較複雜，以前根本沒想到，經過大家努力能做到這一步，能出現修改。這是一個進步。

　　新京報：為什麼心情會複雜?

　　趙冬苓：這兩天我過得真不好，當時我覺得作為代表已經盡力了，打算(兩會剩下的時間)就安心開會，剩下的事情明年再說了。但大家不許我懈怠。前天夜裡23點59分，武漢大學熊偉教授給我發短信，說他還在和北大的劉劍文教授研究這個問題，覺得問題很嚴重，希望我能再提議案。

　　我第一時間給他回，說自己感到很疲勞，議案提交已經截止，不想再做了，明年再提吧。但後來又覺得這些學者還在努力，我怎麼能放棄。就同意提交建議書。熊偉教授幫忙起草，發過來時已經早晨4點，第二天早晨又聯合兩位代表向大會提交了建議書，建議對三審稿的這一條修改。

　　新京報：熊偉老師跟你說了什麼?

　　趙冬苓：他覺得問題很嚴重，應該把稅收要素覆蓋進去，包括納稅人、徵稅物件、稅率等。

　　新京報：法律委解釋說，明確稅率由法律規定，並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趙冬苓：第一，稅率要比較穩定，兩個月之內三次上調不正常的，稅率法定就是要預防出現這種情況。第二，現在的稅收，比如車船稅，在設定的時候，可以由法律規定一個幅度，有上限和下限。 新京報記者 林其玲

　　稅收要素中“稅率”最重要

　　施正文：這一修改把稅收要素中最重要的“稅率”單獨提出來，有積極意義。

　　稅種的核心要素是“稅率”和“計稅依據”，這兩者都會對納稅人的賦稅負擔產生最重要的影響。其中，稅率比較固定，一旦法定，政府裁量的空間比較小。

　　這次修改過程出現波折，表明人大不是走過場，對代表和民間的聲音和訴求有回應，這是立法的民主化、公開化和科學化的表現，是法治進步的表現。

　　至於全國人大法律委昨日表述的“並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稅收法定”普及後，稅率在原則上應是由法律確定。政府若調整稅率，必須經過全國人大的授權，而授權僅是一個補充性的、意外性的行為。 新京報記者 李丹丹

　　政府調整稅率需要人大賦權

　　3月11日晚，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致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立法法修正案三稿關於“稅收法定”提出修改建議。

　　劉劍文：對“稅率”的準確表述，是本次《立法法》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和重大進步。

　　在這次修改中，對於“稅收法定”有明確表示，而過去的表述是籠統抽象的。“從法治的發展過程來看，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此次修改比起三審稿是個重大進步，這個博弈已把政府部門的權力大大限制了。目前“稅收法定”只是要素法定，也就是形式法定，而下一步應追求以公平稅負、量能課稅為內容的實質法定。

　　對於“並不排除稅收單行法律同時明確由國務院對具體稅率作出調整”，民眾不要太擔心給國務院調整稅率留下了缺口，“稅收法定”後，會給民眾財產上的安全感。政府調整稅率，依舊要向人大提出建議，需要人大賦權。 新京報記者 李丹丹

　　事實+

　　立法法修改和百姓有啥關係?

　　立法法作為一部規範所有法律行為的法，又被稱為“管法的法”。根據此前媒體報導，此次立法法大修亮點主要有：明確稅收徵收管理只能由法律規定、新增賦予235個地級市地方立法權、規章不得違法設減損公民權利的規範、開徵新稅要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那麼，立法法的修改跟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舉例來看，針對稅收法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成棟指出，稅收法定後，收稅不再那麼容易，以前要收稅基本都是國務院說了算，甚至國家稅務總局都曾提出過徵收“月餅稅”，稅收法定之後，要想收稅，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說了算，這樣會增加收稅難度。

　　再比如，針對規章不得設減損公民權利的規範，有分析稱，機動車限行、限購、限外等規定當然具有“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的性質，今後實施這些行為必須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不能隨意以“紅頭文件”的形式進行規定。還有地方上的徵收、徵用行為，這都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義務，以後都必須由法律、行政法規等來規定。(騰訊新聞綜合成都商報、人民網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