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冠以“先锋派作家”称号的余华，认为自己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2015年推出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中，他用“差距”一词描摹当下中国社会“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的现实。他说，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他的看法也因时代之变而变，然而面对人民的疾苦，想闭眼睛都闭不上，“不管是上网还是走上街头，今天是根本闭不上眼睛的。”

凤凰文化：书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个差距指的是什么？是什么造成的？当然我理解不仅仅是贫富的。

余华：差距是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永远是找不到答案。写作是为了寻找，而答案也是会变化的，今天你觉得找到答案了，过两天又觉得没有答案，或者说你找到的不是你想要的。

凤凰文化：对于您的作品我能想到的两个普遍符号是神圣和苦难，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你的底色始终是个“牙医”吗？

余华：应该说童年是我的底色。童年的记忆太重要了，我觉得童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决定性的，他的世界观最早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后来不过是做一些修改而已。所以我想，童年能够经历很多，你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要拥有一个童年就足够了。因为人的内心是相通的，可以进入到别人的生活状态中去，这就是童年对我们的重要性。

凤凰文化：有人说，作者不应该在现实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那么写作者如何处理沉淀之后的现实？以及是否每个写作者都有经验化的处理还是每一次现实都是崭新的？如何和报告文学区分？

余华：“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说这句话的黄秋耘后来被打成右派，在那个年代，他是很勇敢的，而你今天说这句话，根本就不算什么，时代还是变了。但是在今天，你想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都闭不上，不管是上网还是走上街头，今天是根本闭不上眼睛的。

当作家写到当代、面对现实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对当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阅读时会把自己的经验代入进去，以这个衡量写得是对还是不对；写过去的生活就相对安全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能够活到今天。因此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应该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适度”应该是这样的，它有两个方面，一是表达作家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反应，这个反应是本能的，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周围发生那么多事情，你很难做到无动于衷；第二，当你用一种叙述手段，比如小说或其他方式表现的时候，这个“距离”就很重要了。比如我们手里拿一个望远镜，通过不同的倍数把远的东西拉近看，把近的东西推远了看，这就像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般当一个作家写久远年代故事的时候，要像把望远镜拉近了，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时代的故事，都会把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感受带到写作中去，这个代入的过程就是拉近的过程；反过来，像我写《第七天》，是要把望远镜往另外一个方向转，推远来看。所以虽然从这个题材上看这是我和现实最近的，但在叙述的角度，又是最远的一次。因为《第七天》是从死无葬身之地的角度写的，从死者的世界看活着的世界，活着的世界只是作为一个倒影的存在，是反过来的。就像望远镜一样，近的东西应该推远了写。

凤凰文化：中国几十年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进程，这个节奏对人有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作家应该抓住什么？

余华：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到了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来临了，中国很多问题开始被揭露出来，或者是被自动引发出来了，比如个人主义对家庭价值观的冲击等伦理问题和处世哲学等。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以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我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凤凰文化：如今重看“先锋”两个字，如何理解？

余华：我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八十年代后期我被称为先锋派作家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以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作为标准的，在我看来，卡夫卡、马尔克斯都是现实主义作家，博尔赫斯、贝克特不是。所以当我写作的时候，自然会将我理解的现实表述出来，有时候是以暗潮涌动的方式，有时候是以光怪陆离的方式，有时候用其他的方式。

凤凰文化：这个时代还有普世价值吗？

余华：不予回答。

凤凰文化：接受采访时你说自己看评论专挑赞美的话，我觉得这样很有趣，事实上是吗？

余华：不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