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評社報道，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3月31日在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直言，美國在應對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上“搞砸了”，她還希望美國未來能夠轉變態度，與亞投行展開合作，甚至加入亞投行，認為這將有助於美國在更多國家和地區推廣其宣導的透明和法治的理念。

　　而在昨天，美國前財政部長(1999至2001年)、前奧巴馬經濟顧問(2009至2010年)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撰文直言，美國在處理亞投行事項上的表現糟糕，甚至是過去70年都未曾有過的失敗。他還表示，痛定思痛，美國或許還有機會，否則，美國可能隨時失去其作為全球經濟體系“話事人”的角色。全文編譯如下：

　　剛剛過去的3月份非同尋常，可能就在這段時間裏，美國失去了其作為全球經濟體系“話事人”的角色。誠然，美國過去也曾經受過許多這樣的挫折，或在多個時刻拋棄多邊主義做法，例如尼克松在1971年推出的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的“新經濟政策”。但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還從未有過這樣的景象：在另一個國家(中國)大力推動成立一個新的重大國際機構(亞投行)時，美國卻沒能成功勸服從英國開始的數十個傳統盟國，使其置身事外。

　　不過，美國此次戰略戰術的失敗可謂長時累積而成，而在問題發生後，美國應當盡快對其應對全球經濟的方式方法做出全盤檢討。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總量逐漸向美國看齊，加之新興市場規模已占全球市場半數以上，全球經濟架構也需要進行一次實質的調整，畢竟，來自主導國美國內部各方的政治壓力，已讓這一架構愈發失效。

　　美國曾在2009年主力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治理改革，但至今未獲美國國會批准，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美國右派陣營的阻撓。在有關改革停擺之後，美國也在世界范圍內愈顯孤立。實際上，如果改革得以施行、IMF資源得到充實的話，全球經濟的信心將獲得極大提升，更重要的是，這項改革也可以讓中國及印度這樣的新興國家在IMF內獲得更大比重的話語權，使之與其迅速增長的經濟份額相互匹配。

　　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左派持續施壓，美國在從現有開發銀行中獲取基礎設施項目資助時，也遭遇重重限制，因此，即便眾多發展中國家依然將基建融資當作外來資金的首要需求，開發銀行作為基建資金提供者的角色仍然遭受重大削弱。

　　於是，當美國的許諾跳票，美國主導的政策又阻斷其它國家通過現有機構提供或接受資金時，中國主導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道路也就變得更加順暢。在中國最早提出這一設想時，美國究竟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至今有待商榷，但在這一事情上，我們需要思考的更大的問題應該放在戰略高度上。以下幾點，則是美國領導人應當熟記於心的戒律：

　　首先，美國必須在領導層面建構一個與偽善絕緣，也不在追求自我利益上固步自封的兩黨制度。只要民主共和兩大政黨繼續以一個反對幾乎所有貿易協議、另一個反對向國際組織提供資助的姿態存在，美國就不可能再對全球經濟體系加以塑造。

　　如果美國官員一面要求其它國家調整政策，一面又表示其對美國各州監管者、獨立機構和轄區行動失去掌控，其它國家自然會無所適從或心生沮喪，尤其是在眾多外國企業主張美國方面的行動引發了真正的法制問題時。

　　要想繼續維持正當領導地位的話，美國就不能濫權以追求地方狹隘利益，即便這一利益多么吸引人都好。而要想繼續保持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主要角色，美國也不能在追求某些特定安全目標時，過度限制它的使用。

　　其次，在國際和國內政治領域，中產階級最為重要。有些時候，全球主流議程似乎既有精英人士對於知識產權、投資保護及監管協調等方面的擔憂，也有對於全球貧困及後代利益的道德考量，卻很少為中產階級發聲。但是，任何不為工業國家的工薪階級(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新增城市人口)服務的政策取向，在長遠來看都不太可能奏效。

　　第三，世界將可能進入一個資本過剩、通縮壓力巨大而需求在一段時間內可能都無法跟上供給的階段。到2020年，沒有一個大型工業國家的市場會看到實際利率高出零利率太多，通脹目標也將難以實現。未來，全球經濟的當務之急是鼓勵投資，而不是強制減支。當前的體系將調整的重任壓在了借款國身上，因此，當今世界也需要建立一個對稱系統，讓盈餘國家共同分擔壓力。

　　以上三戒只能說是拋磚引玉，問題依然在諸多領域中存在，包括全球公共產品的開發、如何確定當今時代要求的行動速度和透明度，以及如何協調官方與非官方參與者乃至更多參與者之間的行動等如此種種。關鍵在於，過去一個月所發生的事不僅將被未來的曆史學者視作一個時代的終結，也將成為對美國敲響的一次有益的警鍾。(廖梓達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