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主席 彭芷君

　　參考政府的人口數據，香港不但是個女多男少的社會，女性的教育水平更相當高，以2013/14年度為例，在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中，女生的百分比達53.7%，而修讀研究院課程的女生比例更達60.8%。誠然，本港女性已在教育機會上獲得平等的權利，整體教育程度甚至可能較男性為高，可是在經濟事業發展方面，女性卻依然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

　　港女性事業發展不如男性

　　統計處近月公布了最新的薪酬數據，筆者留意到女性的時薪中位數竟遠低於全港整體的時薪中位數，男僱員的月薪中位數較女僱員高逾兩成，男女之間的時薪中位數亦相差12元，而無論是技術工作還是非技術工作，或經理、行政及專業人員級別，女性的時薪中位數均較低，反映女性的收入整體上低於男性。再參考一下其他資料，例如1299名首長級公務員中，只有445位女士，僅佔34%;在全體司局長中，更只有一位女性;在特區政府的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委任非官方成員中，女性委員比例只有32%;本港的上市公司中，只有11.3%的董事會成員為女性，更有38%上市公司完全沒有女董事。上述數據充分反映了本港女性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力遠較男性低!

　　當然，導致女性事業發展不如男性的原因很多，難以簡單地歸咎於性別因素。不過，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港人的中國傳統思想根深柢固，普遍認同「男主外，女主內」和「女性應專注於家務」，尤其是女性須肩負生育的責任，亦難免妨礙了女性的職場發展。

　　政府應提供政策支援

　　筆者以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是本港重要的勞動力，與維持本港的繁榮穩定息息相關;同時，我們亦應明白到婦女在中國傳統家庭觀下，確實須承擔更多家務。故此，考慮到婦女在社會角色的雙重性，在推動更多婦女發展個人事業方面，政府應提供更多政策支援，協助婦女兼顧事業與家庭，進而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例如政府可大力鼓勵僱主提供彈性上班時間予女性員工，讓她們能夠早一點下班處理家務，或延後上班時間以陪同子女上學。甚至乎，在互聯網時代，企業可思考一下婦女是否必須每天回公司工作?還是可讓她們留在家中處理部分工作?眾所周知，本港失業率長期處於百分之三左右的低水平，幾近全民就業，不少企業近年一直受到「僱員不足」的困擾。筆者相信，採取彈性上班時間的公司對婦女必然有更大競爭力。在去年，國際辦公室空間供應商雷格斯(Regus)的調查亦發現，有90%受訪者認為，最有效激勵母親重投工作的措施是採取彈性上班時間，很值得大家注意。

　　政府亦應進一步完善社區託兒服務，增設更多託兒所及延長服務時間，分擔婦女照顧和接送孩子上下課的壓力，讓婦女能夠安心工作。此外，政府亦可在婦女的職業技能培訓方面提供更多資助，增加基層婦女向上流動的能力，也有助一些專注照顧家庭多年的婦女重新投入職場。政府還應加強保障懷孕婦女，避免受到僱主的不公對待，以及關注男女員工之間「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最後，在歐洲一些國家，如德國、西班牙、挪威等，均已立法規定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比例，港府可研究一下其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