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最令人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是，“一帶一路”的抓手是什么?應該從何處著手?

　　自“一帶一路”構想提出以來，各個地方政府十分積極。很多人把“一帶一路”更多理解為“優惠政策”或“重點項目”，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世紀工程，意味著一系列投資龐大的工程項目，中央政府必然給予眾多“優惠政策”，甚至財政撥款，只要參與其中，就能獲得難得的發展機會。

　　筆者認為，30多年前的對外開放是以“優惠政策”和“重點項目”驅動，設立特區，爭取政策，運營項目，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習以為常的執政思維。因此，在理解“一帶一路”構想時，不少地方沿襲這種想法，都希望在這個大工程中分得較大一塊蛋糕。毫無疑問，“一帶一路”的確需要一些規模龐大的工程項目，包含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政策調整、項目規劃等眾多內容。然而，這些項目在性質上是一些“示范項目”，帶有引導性的“種子工程”，不是以對外援助為核心，更不是所謂“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這是由“一帶一路”的基本區情所決定的。

　　與三十多年前的那一輪對外開放強調開放東南沿海地區不同，“一帶一路”在強調全方位開放的同時，更側重東北、西北和西南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的對外開放，特別是側重與周邊發展中國家的互聯互通。對廣大內陸地區和沿邊地區而言，幅員遼闊，人煙稀少，基礎設施落後，經濟地理學規律決定了這些地區並非是資金、人才、服務所青睞的地區，重點項目和優惠政策在這些地區很難形成“增長極”效應。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不應延續以往的“優惠政策”和“重點項目”驅動模式，必須另尋其他思路和抓手，制度創新應該是破解“一帶一路”難題的關鍵，主要基於三點理由：

　　首先，制度創新是治理“馬太效應”的“轉換器”。受經濟地理學規律的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馬太效應”。“一帶一路”既要善加利用“馬太效應”，讓資源和要素配置實現向沿線地區彙集，也要善於治理“馬太效應”，防止出現兩極分化。因此，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制度梯次搭配，塑造帶動沿線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增長極”效應。

　　其次，制度創新是增強地區發展吸引力的“發動機”。“一帶一路”的成功，取決於沿線地區的制度是否實現了創新，只有依靠制度創新，釋放制度紅利，增強該地區的國際吸引力。

　　再次，制度創新是推進機制化整合的“催化劑”。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是缺乏合作機制，除了大量的雙邊協調合作機制外，還有眾多多邊合作機制，在沿線國家已經形成密密麻麻的機制化網絡。如何依托“一帶一路”的構想，通過制度創新，推進現有雙邊、多邊以及次區域、次國家層次的眾多機制實現互聯互通，也是“一帶一路”努力的重點方向。

　　正因為制度創新蘊含著諸多優勢，“一帶一路”完全可以以制度創新為抓手，走一條制度驅動和創新驅動的發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