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工作日的中午，在香港金融心髒的中環，一間外資投行的會議室內人頭攢動。與這裏每周數場的有關投資項目的路演午餐會不同的是，當日活動的主題為子女擇校指南與金融投資毫無關聯，卻吸引了比往常多出數倍的參會者。

　　他們是眾多為子女教育問題頭痛的家長中的一類——有相對充足的財力供子女就讀國際學校，但又需要在不同學校所要求的高達數十萬甚至百萬港元融資需求(以學校發行本金券或債券等形式籌資)之間做出抉擇。“資產在500萬到2000萬(美元)之間的人士，比起超高淨值人士，雖然不會花特別多心思去做子女的教育安排，但教育的第一步還是希望把子女推上國際平台，上一所國際學校。”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新加坡銀行董事總經理兼財富規劃主管李文修表示。

　　比起無緣國際學校的普通家長，這些金融、法律界精英擁有明顯財力和教育背景、職業的優勢，他們會從小為子女營造英文為主的語言環境，熟悉如何制作精美的個人簡曆和展示用的幻燈片，或者為子女擠進名校撰寫“打動人心”的小論文。然而與資產更具實力的富豪相比，他們所做的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億萬富豪的教育基金：200萬美元起步

　　為了贏得一個進入常青藤名校，或是英倫名校劍橋、牛津的機會，亞洲的富豪們願意為子女付出多少資金?

　　“一般來說，亞洲高淨值人士用於教育的資金占其可投資資金的15%左右，具體還要看需要做出教育安排的子女數量，像中國高淨值人士一般只有一個孩子需要做出規劃的話，教育資金的占比大約在10%～15%之間。”李文修表示。

　　以可投資2000萬美元資產的富豪為例，這意味著他至少為子女准備了200萬美元的教育資金。看起來很多嗎?和實際需求相比，這還只是基本部分。

　　一所諸如耀中國際學校的小學、中學每年學費約17萬港元，13年制讀完需要超過200萬港元，所有就讀學生還需先購買20萬港元債券;哈羅香港13年讀完，學費部分的花銷也超過200萬港元，此外還需購買60萬港元的債券或300萬港元的資本證明書，或者每年5萬港元的建校費(capital levy);弘立書院從小學到中學的學費也超過200萬港元，另有一次性建校費20萬港元或每年繳付3萬至4.5萬港元建校費，或者選擇購買高達600萬港元的本金券。

　　“這一般是供子女從小學到讀完高中的費用，到要申請大學的時候，所需費用就要看具體讀什么專業或者選擇哪一所大學，再另行考慮。”李文修解釋，多數高淨值人士會在子女准備讀小學時開始設立這樣的教育基金。

　　上述超過百萬的費用，還只是就讀國際學校的基本開支，尚未包括就讀期間的各種集體活動等產生的雜費，或者寄宿學校的額外費用。而對於身家超過千萬美元的富豪來說，後代教育支出需要考慮的還不僅僅是基礎教育。

　　“很多企業家，特別是在資產配置方面已經開始做全球規劃的人士，對後代教育一開始就看得很廣，他們考慮的不止是讀書、學英文那么簡單，對子女學習音樂、戲劇、舞蹈等也很早就做好安排。”李文修指出，私人銀行本身為客戶定期舉辦古典音樂鑒賞會之類的活動，不僅令其子女有機會較早接觸到音樂等“課外內容”，也讓小孩子有機會在欣賞之餘與音樂家互動，此外，貴族學校本身也有不少類似安排。

　　最近幾年，亞洲富豪的另一項高額“教育支出”是向名校捐贈。包括僑鑫集團董事長周澤榮向悉尼科技大學捐款2500萬澳元，潘石屹和張欣向耶魯捐贈1000萬美元，高瓴資本的張磊向耶魯捐贈888萬美元等。

　　雖然不能說捐贈本身旨在為後代就讀名校鋪路，不過，李文修坦言，這樣的捐贈畢竟是一個加分項，尤其在後代報讀競爭程度較高的專業時。

　　家族委員會的教育決策

　　對於高達數百萬美元的教育基金，一個富豪家族通常也有專人負責這部分資金的投資和支配。從投資角度，教育資金多選擇有定期、穩健回報的組合，常見的如債券型組合，確保子女每年的教育經費能夠獲得相對穩固的回報。

　　“一般來說，會有一個3至5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管理教育資金，可能只有家族成員，也可能在家族成員之外，包括律師、私人銀行家等專業人士，(有關後代教育的決策)由他們來投票決定。”李文修表示，專業人士往往會在學校選擇、參觀等方面為家族提供建議或協助。

　　亞洲家長大多熱衷於親身參觀學校，以便更好地了解學校的背景、設施。業內某項針對“旅遊目的”的調研顯示，“子女留學考察”成為中國富豪出國旅遊的第四大動力，占比12%，甚至排在“投資考察”和“移民考察”之前。

　　私人銀行也會與第三方機構合作，為富豪客戶安排考察行程，提供與在校學生、老師或者校長溝通、交流的機會;一些私人銀行舉辦的交流活動上，也可能邀請名校的招生負責人與家長交流。此外，也會與一些機構合作舉辦夏令營，為高淨值人士的子女提供學校體驗的機會。這樣的體驗當然價格不菲，以英國的學校為例，視學校和時間長短不同，一次夏令營體驗的花費可達數千英鎊。

　　“對我們的客戶來說，很多時候並不會去在意這些費用。”李文修坦言，對高淨值人士而言，資本不僅是金融資本，社會資本、教育資本等都是一個家族資本的組成部分，他們也很樂意在教育上做投資。

　　負責管理教育資金的家族委員會，通常是家族辦公室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教育之外，委員會一般還要負責整個家族內醫療、保健等長期安排，每年至少開一次會議，全面回顧過去一年來整個家族各方面的投資情況，並探討未來是否需要加強某方面投資。

　　“高淨值人士對於教育的安排不僅僅是自己子女這一代，通常還要考慮到很多代後代。”李文修表示，委員會本身也就會在回顧投資業績時，考慮是否需要加強教育資金的投資回報率或者做出一些調整。不少設立委員會的家族，往往也已經有完善的家族信托架構，通過家族信托和委員會之間的緊密聯系，來確保整個家族在金融需求以外的需求都能得到妥善安排。

　　富豪的擇校觀：圈子文化

　　在香港頗費心思研究了各所國際學校後，就職外資投行的時俊(化名)給這些學校做出分類：新加坡國際學校是學霸學校，小孩子是學霸，通常父母讀書的時候也都是學霸;耀中國際學校以土豪居多，多豪車、保姆接送;弘立(書院)是香港金融、法律之類專業人士紮堆的地方，通常父母見面都可以聊起手上在做的項目;本地有名富豪的後代則紮堆香港國際學校。

　　這樣顯著的區別，也反映出高淨值人士的一個擇校標准——圈子。李文修坦言，雖然每一個富豪對於後代的教育規劃模式受其價值觀和背景的影響而千差萬別，但亞洲超高淨值人士通常會比較看重培訓後代處理人際關系、建立人脈的重要性，這也決定了他們希望後代從小就有機會與同一個圈子裏的其他人一起接受教育。

　　除此之外，一個學校的畢業生質量也是富豪們挑選學校的重要考慮因素。“比如他們會看一個學校(畢業生中)考進常青藤大學的百分比，此外也會關注就讀這所學校的學生們父輩的背景，企業家一般就偏好學生父輩大多是企業家的學校。”李文修指出。

　　對於亞洲的富豪而言，在擇校時，也比其他地區的家長更希望子女能夠在海外接受教育，獲得國際視野。胡潤研究院的《2014海外教育特別報告》顯示，80%的中國富豪計劃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級別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會把孩子送出國讀書，法國不足5%，德國也不超過10%。按年齡來分，高中及以下的富豪子女28.7%偏愛英國留學，26%選擇美國;本科及以上的富豪子女36%偏愛美國留學。

　　在海外教育需求的推動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富豪增加海外投資比例，甚至考慮移民。胡潤研究院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是中國富豪海外投資的第二大原因，占比為19.4%;而國際教育則是中國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占比21%。

　　李文修認為，亞洲富豪青睞海外名校，主要還是希望為子女開闊視野，即便日後回到亞洲發展，眼界更開闊的後代也有助於家族事業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