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1日，美國馬裏蘭州檢察長瑪麗蓮·莫斯比宣布已向6名涉及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巴爾的摩警察提起刑事指控。半個多月前發生的“格雷案”持續發酵，拋給美國社會的是一個已不容回避的嚴肅問題：警民沖突頻頻發生，症結何在，又該如何破解?
警民矛盾已成痼疾
由白人警察射殺非裔青年布朗引發的弗格森事件還近在眼前，不到9個月，警民沖突再次重創美國。這一次是在馬裏蘭州的巴爾的摩。1968年，這裏曾因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而爆發一場規模浩大的種族騷亂。
50多年後，曆史再次重演。4月12日，25歲的非裔青年格雷在巴爾的摩遭到警方盤查，他在試圖逃跑時被6名警察強力拘捕，並在一周後因脊椎嚴重受傷不治身亡。
格雷的“非正常死亡”迅速牽動起美國民眾尤其是少數族裔的敏感神經。半個多月來，巴爾的摩抗議活動和暴力沖突持續升級，並蔓延到紐約、華盛頓、波士頓等其他城市，數以千計的美國民眾湧上街頭，要求政府制止並結束警察執法不公以及種族暴力的行徑。
從2013年佛羅裏達州少年特雷翁·馬丁遭遇協警槍殺，到2014年弗格森少年布朗身中警察的6槍而亡，再到如今巴爾的摩的格雷之死，非裔美國人死於警方之手在美國已不是什么新鮮事。
根據法國《費加羅報》日前的一項梳理，僅從2014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各地就發生近10起警民沖突。事件的內容大同小異：白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槍殺非裔，進而引發非裔美國人族群與警方之間的暴力沖突和種族騷亂。
如《費加羅報》所稱，警民沖突近年來在美國各地呈現頻發趨勢，已經成為美國社會不得不直面的嚴肅問題。
多重因素誘發沖突
反思美國警民沖突的症結，種族歧視是一個難以繞過的問題。雖然早在1964年美國國會就通過《民權法案》，將種族歧視視為非法，然而，多年來種族歧視的影子始終遊蕩在美國社會的深處。
“在美國，非裔族群總體上仍是經濟較為貧困的階層，受到的教育也最為薄弱，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非裔族群成為美國社會犯罪的主體人群。”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分析稱。這樣的種族結構伴隨美國社會對少數族裔潛在的歧視心理，進一步引發的正是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對於非裔族群存在一定偏見，並更有可能過度執法。
美國時代周刊日前就援引了一位幫助組織巴爾的摩抗議示威活動的美國學者的觀點稱，警方在更富有的白人社區的執法行為幾乎總是比在貧窮的非洲裔社區更文明。
此外，分析普遍認為，美國公民擁有持槍權也是美國警民沖突頻發的重要誘因。
“美國公民擁有持槍權，這就等於讓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時刻處於一個較為危險的境地，進而也使美國警察在執法時使用武力的界限相對較低。”強世功分析稱，加之美國在審判相關案件時往往引入陪審團制度，而以白人為主的社會構成普遍傾向於賦予警察更多的權力，這就間接導致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更易對所謂的“可疑人群”扣動扳機。
美國哈佛大學上月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也顯示，近半數美國年輕人並不信任美國的司法系統，認為其區別對待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也認為，美國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依然存在不少界定模糊的灰色地帶，而且部分警察確實存在暴力執法的傾向。
根據時代周刊的報道，僅巴爾的摩這座城市從2011年到2014年底就已向100多位警方暴力執法受害者支付了近600萬美元的和解費，而在巴爾的摩的俚語中，被押上警車就意味著“一個艱難的旅程”。
解決還需多條路徑
5月1日，馬裏蘭州檢方認定格雷是被傷害致死，決定對涉案6名警察提出二級謀殺、過失殺人、瀆職、非法拘禁等多項刑事犯罪指控。事件似乎有了新突破。
對此，抗議警察暴力執法的示威者表示滿意，但示威活動仍在美國多地繼續，如他們所說，尋求正義的努力遠沒結束。而多名巴爾的摩警方人員則認為這些警察“沒有犯錯”，檢方訴訟決定“過於倉促”。
如今看來，要使格雷案畫上句點仍需一段時日，而要破解警民沖突的社會痼疾更非易事。
“這是一個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社會問題，因此需要一個綜合性的解決方案，從多條路徑來解決。”袁征認為，要使美國警民沖突有所改善，一方面需要更為嚴格地教育管理警察這支執法隊伍，並對執法行為做出更為細致的規定，另一方面需要美國政府為非裔等少數族裔提供更好的社會環境和教育條件，進而消除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
奧巴馬在日前對格雷家人表示慰問時也承認，市區的警察行為是個應當解決的問題，“一些警局需要進行反省”。
更為棘手的仍是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實在在存在於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經過這么多年，美國社會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雖然沒有掛在嘴上，但在內心仍然存在，一時半會兒很難解決。”袁征說。要從根源上鏟除警察暴力滋生的土壤，只有徹底消除歧視，真正實現人權平等。
如奧巴馬所說，巴爾的摩事件並非孤立，需要美國全社會共同反思。規范執法，改善種族關系，完善社會經濟結構，美國政府以及美國社會要做的事還有很多。本報記者 嚴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