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業內人士表示，在醫藥控費的壓力下，醫藥企業降低藥品價格是大勢所趨。但在“以藥養醫”的模式下，如若不切斷醫療機構和藥品銷售之間的利益鏈條，消費者購買到的藥品價格也很難降下來。

 

　　北京鼎臣醫藥咨詢負責人史立臣則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表示，發改委放開藥價管制后，藥價要面臨各省的招標價，甚至還可能有醫院的“二次議價”。除此之外，當下充滿爭議的藥房托管等問題也是“藥價改革”需要面對的。

 

　　新政6月1日實施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宣布，經國務院同意，中國將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絕大部分藥品政府定價，藥品實際交易價格將主要由市場競爭形成。

 

　　“這次改革是中國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的頂層設計，由原來的政府‘單只手’管制藥品價格轉變為更好地發揮政府、市場‘兩只手’作用，相關政府部門的角色將轉變為藥品市場競爭秩序和合理價格形成機制的維護者。”中國藥科大學醫藥價格研究所所長常峰說。

 

　　根據方案，對于2000多種醫保基金支付的藥品，通過制定醫保支付標準管理；對于200多種專利藥品和獨家生產藥品，建立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談判機制形成價格；對于醫保目錄外的血液制品、國家統一采購的預防免疫藥品、國家免費艾滋病抗病毒治療藥品和避孕藥具，通過招標采購或談判形成價格。

 

　　方案從完善藥品采購機制、強化醫保控費作用、強化醫療行為監管、強化價格行為監管等四方面強調了在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后，政府如何發揮監管作用。同時強調，要加強對藥品生產、流通、使用的全過程監管，切實保障藥品質量和用藥安全。

 

　　據悉，中國自2000年開始由價格主管部門對醫保目錄內藥品和目錄外特殊藥品實行政府指導價(最高零售限價)管理。但隨著藥品市場的快速發展，市場化競爭越來越充分，政府定價的弊端也逐漸顯現，讓市場在價格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成為大勢所趨。

 

　　血制品企業或受益

 

　　對于此次藥價調整政策，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此前是政府定下最高零售價，醫院通過招標定下采購價格，采購價格的加價率不能超過15%。由于藥價由招標而定，因此此次的改革不會導致藥品價格上漲或者下降”。

 

　　史立臣告訴中國經濟網記者，這一政策對血制品是一項利好。長期以來，血液制品是供不應求的，如果政策放開，其價格可能會有一定的上升空間。

 

　　中國經濟網記者了解到，血液制品多數均在醫保或基藥目錄內，是目前為數不多的供不應求的一類藥品，由于漿站需要審批，供給端受漿源的限制，增長較慢。需求則非常剛性。價格上受制于最高零售限價限制，既往定價非常接近最高零售限價。

 

　　中商情報網發布的《2014-2017年中國血液制品行業研究報告》指出，由于中國血液制品市場需求旺盛，2013年中國進口人血白蛋白批簽發總量達到1439萬瓶(折合10g/瓶)，同比增長24.1%，占同期人血白蛋白批簽發總量的53.4%(2012年為45.3%)。從國內血制品行業的發展來看，早在1985年之前，血液制品主要以進口為主，之后為了防止艾滋病的傳入，禁止了部分血液制品的進口，轉為以國內自產為主。

 

　　行業內相關人士表示“與絕大多數行業不同，血液制品的供求矛盾不在于需求端，而是產品供給高度緊缺，有價無市。目前血液制品的投漿量和需求呈現高度失衡，行業需求短期內無法滿足”。

 

　　目前，在A股上市企業中，血液制品公司主要有華蘭生物、天壇生物、博雅生物、上海萊士、博暉創新和ST生化。5月6日，華蘭生物上漲3.37%，天壇生物上漲0.87%、博暉創新上漲4.98%。

 

 

　　中國經濟網記者了解到，對于醫保目錄內的藥品，其價格形成主要存在兩個管控環節。第一個環節便是發改委系統主導的直接價格管制，發改委會制定醫保目錄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此次發改委放開價格管制，便是取消掉了這一環節。

 

　　第二個環節則是衛生計生委系統主導的“省級藥品集中采購”，由政府主導，經過一定的程序確定中標價；在中標價的基礎上，醫院按照規定加成出售，最后形成藥品零售價格。一般而言，藥品的集中采購中標價格都遠遠低于發改委的最高限價。

 

　　除此之外，在一些地區，藥品可能還要面臨醫院的“二次議價”。藥品二次議價，是指醫療機構在實際采購時，在省級招標確定的價格基礎上，與供應商進行“二次談判”，通過“二次議價”來壓低實際采購價格。

 

　　近日，法治周末報道稱，浙江二次議價試點城市已從目前的紹興、寧波蔓延到樂清、海寧以及長興，陜西寶雞也已開始了第一批藥品二次議價，降幅約為20%，同時參照安徽、浙江、天津。

 

　　九州通醫藥集團業務總裁耿鴻武曾公開表示，在集中招標采購制度下，二次議價在我國并不合法。

 

　　2010年7月七部委聯合下發了《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工作規范》(以下簡稱《規范》)，其中明確指出禁止二次議價，但以各種名目掩蓋的“二次議價”并未完全消失。

 

　　2013年10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的意見》強調，“對經多次采購價格基本穩定的基本藥物試行國家統一定價；對獨家品種試行國家統一定價，也可探索以省(區、市)為單位，根據采購數量、區域配送條件等，直接與生產企業議定采購數量和采購價格”。

 

　　2014年11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對藥品價格形成機制進行改革，取消藥品政府定價，通過醫保控費和招標采購，藥品實際交易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同時對取消政府定價后的監管措施作了明確規定。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后，將按照“統籌考慮、穩步推進”的要求，從四個方面加強監管，促進建立正常的市場競爭機制，引導藥品市場合理形成價格。

 

　　史立臣認為，這項政策意味著“二次議價”公開化，也開啟了新一輪的藥價打壓。 2015年4月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中也刪除了原有的“藥品的生產企業、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必須執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提高價格”。史立臣認為，“二次議價意味著企業在省級藥品集中招標中標后，還要面對每一家醫院再次議價”。

 

　　在業內看來，未來藥價改革的‘命門’還是在于醫保部門。“未來招標的主體應該是作為支付方的醫保部門。招標需要由醫保主導，采取總額控費，在采購時根據藥品總量，帶量采購。這樣一來，在帶量采購的前提下，藥企讓利(醫保部門跟藥企談判)也成為可能”，史立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