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警方拘捕湖南省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时，据称他因吸食了毒品而一丝不挂，并且非常兴奋。（资料图片）
原标题：港媒评内地官员吸毒：不是稀罕事 已成行贿新诱惑
参考消息网5月11日报道：有香港媒体称，当警方拘捕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湖南省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时，据称他因吸食了毒品而一丝不挂，并且非常兴奋。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10日报道，这起丑闻引发公众对官员更为明显的腐败的不安情绪，还凸显了官员吸食毒品的问题。专家称，工作压力和监督缺失正催生一大批吸毒成瘾的基层官员。
报道称，大约一年前，这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致使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文章中称，官员吸食毒品事件刺痛人心，伴随着官员吸毒而来的其他不端行为更令人憎恶。
官方媒体对相关案例的报道可追溯至2008年，当时河北雄县一名税务官员因吸毒而被逮捕。
2011年，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被控吸食中缅边境常见毒品“卡苦”。
2014年年底，云南反贪机构公布，该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41名党员因吸毒被开除党籍。
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一名官员称，他目前接触的案例中，没有一个官员是被人陷害、欺骗而染上毒瘾的，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出了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尝试吸毒，最后渐渐上瘾。
目前尚无吸毒干部人数的官方数据，但一名专门代理毒品案件的刑事律师表示，问题非常严重。
这位律师说：“吸毒官员的数量可能十分巨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中国，没有太多人能长期负担毒品开销——一克冰毒在北京需要约800元，在广州大约要400元。在拥有的钱财超过自身需要以及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寻求通过毒品缓解工作压力。”
湖南一名前官员说，在官员中发现吸毒者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尤其是在低级官员当中。这名前官员说：“这是一个即便在官员当中也极少被提及的话题，大家通常对此避而不谈。”这名前官员说，毒品已开始成为人们用来行贿干部的一大新诱惑。
这名前官员说：“吸毒在基层官员当中更流行。一些官员甚至旷工去吸毒，因为农村的监督很松散，遏制毒品的努力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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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毒官”：聚众吸毒、贪污受贿
据了解，曾担任云南省楚雄州州长的“吸毒州长”杨红卫，吸食的毒品叫“卡苦”，外形与烟丝相似，通常放在水烟筒上抽。杨红卫吸食毒品一年多时间，有固定的吸毒地点和供货人。
杨红卫不是第一个被曝光的吸毒官员。早在2008年就有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吸毒被抓。2009年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因吸毒被曝光，事发后此人被开除党籍、罢免职务，并被行政拘留。2012年某市警方“百日扫毒风暴”专项行动中，有9名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因吸毒被查获，其中包括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
在刘汉案中，媒体广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刘维和多名政法官员等聚在一起吸食毒品。
而2014年5月的“安徽省宿松县多名官员聚众吸毒被抓获”事件，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堕落轨迹：从吃吃喝喝到一起吸毒
分析这些官员吸毒事件，不难发现一些特点和共性。
首先，吸毒官员在吸毒行为之外，多伴生有其他不良行为。例如，杨红卫受贿、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有的在吸毒的同时嫖娼、受贿、包养情妇等。
云南省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杰认为，官员吸毒伴生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是官员吸毒表明其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人生观、价值观等偏离了正常轨道。这样一个基本观念错误的官员，本身就容易出现生活腐化、嫖娼淫乱等行为。二是吸毒开支不菲，要靠官员的正常工资支撑其吸毒行为较为困难，一些官员为筹毒资由此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如湖南省安化县劳保局官员谌某17次贪污社保金共41万余元，这些钱全部被用于其个人吸毒等非法活动。
其次，聚众吸毒的特征明显。如与杨红卫一起吸毒的还有楚雄州原副州长吕琳麟；柴四清是聚众吸毒；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找卖淫人员陪吸。
再次，吸毒官员担任的职务或所在的单位，往往社会交往范围较大且频繁。陈向明说，自己从事戒毒工作20多年来，在戒毒所看到的“毒官”来自公安、工商、税务、文化等多个部门，“都是一些与社会人员接触较多的部门。”他在目前已接触的戒毒案例中发现，有的官员最初因工作需要经常与社会人员打交道，然后从吃吃喝喝到成为朋友关系，再到一起唱歌跳舞，最后发展成一起吸毒。
监管不力：“毒官”总是能在内部“隐身”
“针对官员吸毒，确实很难建立一个单独的监管机制。”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禁毒系主任高巍分析，一方面，单位没有这方面的监管职责。一方面，官员吸毒具有较强隐蔽性。
但是，内部监管的乏力必须引起注意。据媒体报道，杨红卫出事前，有人员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杨居然边开会边吸“卡苦”，并报告了当时的州政法委领导，但并未引起注意。“这与杨红卫的职位有关，下级查上级毕竟是需要勇气的。”孙文杰说，而且一些党政机关不愿自揭家丑，也就对查处吸毒官员持回避态度。“要避免更多吸毒官员的出现，加强日常教育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高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