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圖：颶風

　　本報記者 陳墨 實習生 楊海 陳軼男《中國青年報》（2015年05月13日09版）

　　這個瘦小的漢子張開雙臂，鉗住一塊長方形大磚的兩端，臉一繃，將15斤重的磚摟在胸前。他彎著腰走了幾步，雙腿一較勁，又將磚放到小推車上。

　　幾趟下來，他累得直喘粗氣。這個叫王濟昌的男人已經59歲了，明顯體力不支。

　　他一天的工作，就是裝卸磚。每車拉6塊，每天拉50趟。一天下來，他有150塊錢收入。

　　就是憑著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這個身高僅1米6的河南農民，撐起了他在商丘農村的一個家。王濟昌供養了父母、撫養了兒子。而今，已有3個孫子的他依然在工地上搬磚卸磚。盡管連胡茬都已成白色，疼痛和地下的濕氣一起，淹沒了他的雙腿，又上漲到他的腰部。

　　“比在家閑著喝西北風強多了。”王濟昌嘆息道。在上海青浦區的一個工地上，還活躍著不少和他年齡相仿，甚至比他還大的農民工。

　　就在不久前，王濟昌和他的老齡工友，還作為數字，出現在《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去年2.73億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占17%，總數超過4600萬，比去年多了近600萬。

　　學界認為，這批“高齡農民工”，多為改革開放初期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和整個人口的老齡化一樣，進城務工的勞動力也老化了。

　　我們不是想出來打工，是不得不出來

　　摞了6塊磚后，王濟昌弓著身子推車。他要將磚送到50米外的地方。即便他的臉漲得通紅，速度還是很慢。以致于和他干同樣活的一名中年婦女抱怨：“你怎么走得跟個蝸牛一樣？”王濟昌沒吭聲，身體用力前傾，車子速度依舊。

　　在這個工地上，這個59歲的農民工已經干了4個月。之前，他輾轉于各個工地，基本上都是干著最苦最累的活兒。

　　他已記不清到過多少個工地，換過多少個城市。他甚至也記不清離開河南老家的具體年份。他只記得，當他輕快地跳上綠皮火車時，村里的墻上還刷著改革開放的標語。在那一躍之前，他是個在家務農的年輕人。

　　改善生活是王濟昌外出務工的主要目標。在他的老家商丘，“六口人分了兩畝多地”，除去種子、化肥等成本，一年的收入“吃吃喝喝就用完了”。而出來搬磚，“一個月能攢下3800塊”。

　　看病吃藥，是這個農民工不敢想的。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事情，即使在他的村子，也不少見。因此，有什么頭痛腦熱，他基本是“挺一挺就過去了”。

　　在北京某高校做保潔的一名婦女深有同感。她曾在安徽蕪湖的老家務農4年，種水稻和棉花。“一年貼了一萬多塊。”55歲的她大聲說道。

　　老家在河北的另一名高齡農民工也說，自己家10畝地，一年種兩季，先種小麥，再種玉米，一年的收入不過萬把塊。

　　“我們不是想出來打工，是不得不出來。”他們說，都是為生活所逼。

　　5月的這一天，王濟昌拉了幾趟磚，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他弓著背拉著小推車，用滿是灰塵的手胡亂地擦了一把臉。黃色安全帽下，汗水在他黝黑、滿是褶皺的臉上流淌。“我已經老了，干不動了。”他不住嘟囔。

　　即便只是在住宅小區做保安，58歲的老于也覺得有些吃力。他白天尚能靈活控制起落的電子行車桿，到了晚上卻時常看不清按鈕邊“升”“降”的小字。那名在高校保潔的高齡女工，每天“累得渾身疼”。她的夢想是當個小時工，卻因為不識字、沒法幫老人拿藥，“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

　　同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偉玨認為，在農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年齡是一種重要的資本，年輕時尚有機會選擇輕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無一技之長，就只能出苦力。

　　“到了一定年齡，他可能就沒法再在這種工資比較高比較正規的行業里面就業，就進入到非正規就業行業里面。”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鄭廣懷解釋，這意味著，經過年齡的淘汰以后，不得不流入非正規行業的高齡農民工基本沒有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更無從談起，“基本上是處在沒有任何保護的狀態下”。

　　第一代農民工夾在了歷史與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

　　傍晚來臨，王濟昌跟在年輕人們身后，拖著腳從工地走出來。他已經一下午都沒坐下休息了。地面濕氣重，他頂多站著直直腰，從來不敢坐在地上歇息。

　　只有熟悉的工頭才會愿意接收像他這樣上了年紀的農民工，讓他們做些搬建材、鏟沙之類的活兒，工資自然比年輕人差很多。

　　王濟昌進上海青浦區這個工地時，也是說了一籮筐好話，工頭才同意他干活。他和工友一樣，都不敢告訴工頭自己的真實年紀，還得處處表現出身體很棒、干活不是問題。因此，即使在大熱天，王濟昌都不敢在工頭面前休息一下。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必須依法訂立并履行勞動合同，并應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

　　可根據深圳一家勞工組織調查，由于需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且繳納年限需要超過15年才能在退休時申領養老金，加之農民工務工地頻繁轉換，而養老金賬戶在地方流轉的程序尚不健全，很多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的意愿并不強烈。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推算，如果完全繳納五險一金，農民工的工資可能有接近一半要充進養老金賬戶。“農民更愿意得現錢，老了怕制度靠不住。”吉林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付成也說。

　　“這是一個歷史欠賬的問題。”深圳螢火蟲工友服務中心主要負責人蘇媛介紹，除早年相關制度不完善、監管力度不夠之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承諾降低保險繳納比例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農民工的利益被大大損害了。”蘇媛說，“第一代農民工夾在了歷史與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

　　“好累啊，要不是一無所有，哪個愿意打工！”這話幾乎是從曾冬蓮嘴里噴出來的。她從湖南邵陽老家到深圳打工20年，在一家玩具廠工作了整整17年。廠子2006年開始為她繳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一切順利的話，她本可能過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然而，就在她退休前一年，廠子倒閉了。按照規定，她繳費未滿15年，無法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繳費未滿10年，不能繼續補繳。曾冬蓮懵懵懂懂地下崗了，和丈夫找了清掃同一條街道的環衛工人工作，每天吸著灰塵，在穿梭的車流中，從一頭掃到另一頭。

　　王濟昌和他的高齡工友一樣，從未想過自己和社會保障制度扯上關系。他也不在意這個，能讓自己順利打工，賺到現錢，就是最大的勝利。有媒體報道，有高齡農民工為了能干上活，甚至刻意將自己的頭發染黑。

　　事實上，他們從沒和這個城市真正相關。盡管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車只需5元車費，王濟昌卻從沒進城去看過：“看有啥用，啥都買不起，啥都帶不走，咱跟人家上海沒啥關系。”

　　下班之后，他們津津樂道的，是住在城里的兒女。

　　王濟昌的兒子要在城里買房。“房價太貴了，作為家長我必須要支持一下他，不能讓孩子怨我。”王濟昌抱起一塊磚，從牙縫里擠出這句話。

　　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時候，才能安心養老

　　王濟昌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糾結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他已經59歲了，甚至做完這份工作后，能不能再找到工作，還是一個問題。

　　他盤算著另一筆賬：盡管自己在用工單位沒有參保，但從60歲起，他每月可在老家領取70元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當然，前提是他的子女需要參保。保費分100~800元八個檔次，多繳多得，繳費滿15年后，可享受養老金。

　　這名高齡農民工清楚，等他干不動了，回到村子，每月70元，“不夠給孫子買糖吃的”養老金，將是他全部的養老保障。他的一名工友也是如此。不過，這名工友打算讓子女們停掉這筆“賠錢”的“買賣”：“現在物價漲得這么快，隨便到超市買點東西都要二三百，15年后每月70塊錢能干嘛？不如現錢花著實在。”

　　與王濟昌的這名工友相反，一名高齡女工非常看重農保。得知多繳多得，她一度想每年交1000元，結果被鄉親“一語驚醒夢中人”：“你要是活不到60歲，不是太虧了嗎？”她想想有道理，就隨大流選擇了100元的最低檔。

　　除了新農保，農民工還可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種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在住院時才能發揮作用。因此他們有小病不舍得去治，偶爾買“十幾塊一匣子”的藥，實在燒得厲害才去小診所掛個吊瓶。

　　“感冒發燒吃啥藥啊，那算病么，不理它自己就好了，咱農村人小時候生病誰吃過藥？”建筑工地上的工友們講究活得“自在”。一名農民工指著自己的“酒杯”——實際上是半個礦泉水瓶——對記者說：“我每天喝8兩黃酒，解乏。”說完后一飲而盡。

　　保安老于煙酒不沾，“給自己攢養老錢”。他現在月工資2000元，和7名工友一起住在小區地下室。他從沒想到自己會出來打40年工，“最早就是為了蓋房子娶媳婦。” 站在小區門口，一身保安制服的老于堆起滿臉的皺紋笑著。

　　那名女工笑說等到干不動的時候再“退休”，回家種地。現在“還有力氣，還想干”。說著就動手收拾這一天在樓道里撿來的瓶子，然后一手提著一個黑色垃圾袋，走進了北京的大雨里。

　　蘇媛還記得，有工友告訴她，不同階段出于不同的原因留下來，蓋房子、孩子讀書、然后老人又生病了。“一不小心就過了20年。”那位工友對她感慨道。

　　“前面是迷茫的，高齡農民工幾乎沒有保障。”同濟大學教授朱偉玨說。

　　另有學者認為，得益于“可逆的城市化”，農民工年輕的時候可以進城務工，年紀大了還可以回家務農，所以在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情況下，我國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換言之，在建設了城市一輩子以后，高齡農民工們最終很可能不得不回歸農村，依靠土地謀生。

　　王濟昌及工友顯然考慮不了那么多。他們最終還是選擇回到老家，度過余生。 “國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生活還是要自食其力，中國那么多人，政府怎么養得起。”他的一名工友說。

　　另一名工友則不滿：“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時候，才能安心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