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要重新平衡增長，政府必須善待家庭。

　　全球金融危機，這一令金融實務從業者和公眾談虎色變的名詞，常常會成為金融行業研究人員預言的試金石。

　　遠有成功預言了1929年大蕭條的奧地利學派諸君，近則非拉古拉邁﹒拉詹莫屬。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首席經濟學家，早在2006年，拉詹就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出了正式警告。可惜的是，警告導致的唯一結果是他被命名為“厄運預言博士”，仿佛是金融界的笑柄。卸任后，拉詹回到芝加哥大學繼續任教，他從遠處觀望著這場必將到來的危機，寫下了《斷層線》。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拉詹的父親是一名印度外交官，拉詹十歲之前一直生活在歐洲，成年以后則長期在美國生活。巧合的是，最近在讀的另一部與此次金融危機相關的暢銷書《壓力測試》的作者、美國前財長蓋特納，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也曾隨任職海外的父親長期在泰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生活。不知這兩人當年從激烈的競爭中勝出，被遴選擔任要職，是否與他們的國際化背景有一定的聯系？

　　金融危機爆發后，大部分經濟學家和公眾都將矛頭指向了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認定他們是危機導火索的制造者，但拉詹認為問題遠非如此簡單。災難過后急于尋找危機的始作俑者擔當替罪羊，幾乎是人類的本性。而將復雜問題簡單化，則既能幫助人們推卸自身責任，也能以看似充分的理由終結對問題的思考，但顯然，這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更是一種對自身和后代不負責任的行為。

　　從這一點來說，拉詹最深刻的洞見，也可以說是其最大的貢獻，恰恰不在于他對金融危機的成功預言—就他而言，預言成功卻無力阻止，可能更多的是一種遺憾而非榮幸。拉詹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探測到了危機爆發之前久已存在、危機過后并未消失的那條釀成大錯的“潛伏之線”。打個比方，長期生活在地震帶上的人們，雖然可能由于偶然因素暫時遠離這條 “線”，但災難發生時，總會有人生活在那條地震帶上—唯一的辦法，也許就是盡早搬離地震帶。

　　就潛在的經濟危機而言，作者所說的這條 “潛伏之線”，其實就是全球經濟不平等的鴻溝。這條鴻溝既存在于國與國之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緣于窮國向富國借貸的短期外債相繼到期，后者卻無力償還)，又存在于一國內部。而存在于一國內部的這條鴻溝，正是《斷層線》論證的重心所在。

　　以美國為例，1976年，收入最高的美國家庭占人口的1%，收入卻占到美國家庭總收入的8.9%。到2007年，這一比例已經增加到23.5%。從1976-2007年，美國全國的實際收入每增長1美元，就有58美分流入最富有的那1%。由于美國教育體制也已存在的弊端，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往往受教育程度更低，而工作崗位對教育和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有大學文憑的雇員和沒有大學文憑的雇員的工資差距不斷拉大。2008年，有高中文憑的勞動者，平均的年工資為27693美元，有大學文憑的勞動者平均年工資為48097美元—教育的差距使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在平均水平線以下的家庭狀況不斷惡化，普通勞動者的后代在競爭中弱勢越來越明顯，由此形成了貧困的代際傳遞。

　　在美國，失業救濟一般只發放6個月，而醫療保險又是和工作掛鉤的，一旦失業，很難參加醫療保險。因此，美國才會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很多年前制定的貧困線標準之下，無錢看病。而政客們為了選票，總愛制造能給自己帶來競選優勢的話題，大力提倡窮人購房就是其中之一。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對房地產金融推崇不已。2002年，小布什在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演講時就談到：“擁有自己的住房就是實現了美國夢。”所以，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看似是次級貸，其實是隱藏在它背后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問題，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落伍。

　　從這一點來說，金融危機背后的最大推手其實是政府決策部門。換言之，政府如能改革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則縮小收入差距仍是可期的；若是始終想維持“甜蜜的”現狀，那么由這些問題帶來的下一次經濟危機如一顆不定時炸彈，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爆發，將所有人裹挾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里。

　　書中值得關注的，還有拉詹給中國經濟開出的藥方。這份藥方雖然簡單，卻直擊“要害”。拉詹認為，近幾年來，中國的總體儲蓄率之所以上升，是因為中國公司的收益和儲蓄在增加。而中國家庭消費之所以低，是因為中國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據的比例遠低于其他國家。從這點出發，拉詹牌藥方是：如果中國要重新平衡增長，政府必須善待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