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股市，是一個極端的散戶市場，這造成了任性行為的肥沃土壤，可怕的正是，散戶的任性是被某些利益集團的理性所逼迫和催化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牛市是自我實現的任性結果。所有對股市的警告，都被嘲笑為沒有任性精神的學究氣。

　　一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鄭州一個中學女教師的辭職信，曾經被轉瘋。然而，一個月多后，當記者找到這位任性的女教師時，發現她到今天，居然還沒有走出大鄭州。

　　這大概就是任性與理性的一次微妙沖突，在一般環境下，心理的沖動與行為的執行有一定的博弈性，這構成為心理成熟的某種標志。

　　“股市那么瘋，我要去炒炒。”在當今的中國，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粉嫩的菜鳥股民吶喊著這一句話，沖進了偉大的股市，他們其實比那位鄭州女教師還要任性，不明就里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股票炒到了天上。

　　在一百多年前，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曾經饒有興致地研究過群體心理學，在他看來，“理性對群體毫無影響力，人們只受無意識情感的影響。群體不善推理，卻急于行動，他們易受奇跡打動，影響想象力的，絕對不是事實本身，而是事實引起人們注意的方式。”

　　具有此種群體心理的人群，古斯塔夫-勒龐稱之為“烏合之眾”，“知道了影響群體想象力的藝術，同時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方式。”

　　鄭州女教師與億萬股民的區別正在于，前者的任性表現為一時的沖動，而在具體的行動中則受到了個體理性的制約，而后者則在某種事實和論理的驅使下，陷入了完全超越理性判斷的群盲式運動，因受環境和周遭人群的鼓勵，每個人都無意或刻意地漠視風險。

　　二

　　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因研究資產定價實證分析而得了201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早在2000年，他寫出《非理性繁榮》一書，當時納斯達克正掀起互聯網公司的熱潮，希勒認為，“現在公司的市盈率超過了40倍，大大高于歷史上的市盈率”。他因此告誡說，“我們給長期投資者的建議是，在進行個人投資時要‘牛市出，熊市進’，比如現在正值股市高漲，就不是投資的好時機。”

　　就當《非理性繁榮》出版之際，納斯達克“恰巧”崩潰，希勒因此一戰成名。

　　在今天，新三板的平均市盈率已高達60余倍，而創業板的平均市盈率更超過了130倍，可是，希勒的話似乎是沒有人愿意去聽的。

　　一位基金公司的經理對我說，“你覺得今天的中國，有希勒所謂的長期投資者嘛？”

　　今天，所有對股市的警告，都被嘲笑為沒有任性精神的學究氣。

　　在投資的學問里，投機是一個由任性與理性合為一體的中性詞，它意味著一個人對稍瞬即逝的商業機會的判斷和把握能力，其投機能力的高低，取決于投機的戰略性和戰術性。

　　譬如，李嘉誠便是一位投機的戰略家，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他的財富水漲船高，與香港的商品房政策有關，與97回歸后的北京治理政策有關，與大陸經濟發展的城市化運動有關，這都是一些長期的投機窗口，李先生無疑是最嫻熟的火中取栗者。

　　而當今股市中的絕大多數股民，則是投機的戰術家，他們對機會的判斷來自于曇花一現的“題材”，比如一家公司的新聞發布會、一則重組停牌公告、甚至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視察或國防部的一份軍力報告。

　　這種極度任性的行為背后，其實有著兩批極聰明的大腦的群體性理性判斷：

　　一批極聰明的大腦聚集在股市，他們吃準經濟越差，銀根越松，政策越偏好牛市，所以他們必會炒盡一切題材，享用這個十年一遇的難得盛宴；

　　另一批極聰明的大腦聚集在政府，他們吃準資本市場的泡沫一定會溢出，將有部分——乃至大部分流入到房產、消費及實體經濟之中，最終實現產業經濟的轉型；

　　夾在這兩批聰明大腦之間的，就是數以億計的散戶朋友。他們是這場資本博弈游戲的參與者與獲益者，而最終，必將為此支付所有的成本。

　　三

　　在投資范疇里，長期與短期，是一對歡喜冤家。

　　投資是一種結果導向性的量化行為，賺錢了，就是對的，賠錢了，就是錯的，唯一可以抵抗的就是時間。

　　簡而言之，短期或可任性，長期必須理性。

　　對此，匯豐的一位銀行家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投資無論長期與短期，其實都與勢、道、術有關。

　　勢就是趨勢，它代表了時間軸上的動態表現，因有規律而可能被預見；

　　道是趨勢的戰略構建，它由若干個要素構成，而成為一種自圓其說的行為準則；

　　術則是基礎于勢和道的應對性策略，它表現得非常靈活，并與效率密切相關。

　　在銀行家的眼里，沒有絕對的任性與絕對的理性，所有的投資行為都應當建立在勢、道、術的三者結合之上。越是在長期性的行為上，勢與道的權重越大。

　　一般而言——我有時候不得不承認，在我們這個國家很多情況都發生在“二班”——財富越多的人，在投資行為上會表現得越保守。

　　中國目前的高凈值人群有200萬人，他們可支配的投資性資產為600萬元到3000萬人民幣，在過去的五年里，這部分人群規模年均增長為20％，是全球增長最快的一個財富階層。很多人在進行投資的時候，都正在考慮國內及全球資產的配置。麥肯錫的一份報告顯示，這200萬人絕大多數為“富一代”，年齡跨度在40歲到60歲之間，其中，49％的學歷為大專及大專以下。

　　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同階層人群相比，中國富人傾向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產品，甚至，“財富越多的人，風險偏好越大”，這符合典型的高成長性國家的投資特征。也就是說，他們相信中國經濟增長仍然處在一個可持續上升的通道里，景氣利好是財富積累的宏觀背景。

　　中國的股市，是一個極端的散戶市場，這造成了任性行為的肥沃土壤，可怕的正是，散戶的任性是被某些利益集團的理性所逼迫和催化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牛市是自我實現的任性結果。

　　也許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任性仍然會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表現形式，就在上周，關于上海嘗試開設新興板，以及國際風險資本悄悄布局中國股市的諸多新聞又讓人嗅到了更多的泡沫氣息。

　　2012年，即將獲得諾獎的羅伯特-希勒發表了他的新著《金融與好的社會》，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對金融風險控制的觀點，他寫道：“我們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為了盡最大的努力排除取之無道或一夜暴富得來的財富，讓真正通過實力賺取財富的贏家留有獲得尊重的空間。”在書中，希勒還引用了席來爾-貝洛克的一句名言來告誡所有的投資者，“一個人對財富累積的控制，就是對自我生活本身的控制。”

　　在任性的同時，偶爾想起希勒及貝洛克的這些話，也許總歸是有點用的吧。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