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屠海鳴

　　在香港，一些社會人士或者接受媒體訪談，或者親自撰寫政論專欄，或者聘請助理甚至組織智庫協助研究并發表政見等等。香港社會人士的這種論政之風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見。這既是香港政治生態的一種反映，也對香港的經濟社會乃至政制發展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可以說，不了解社會人士的論政之風，就很難全面深入了解香港社會。

　　論政風盛行

　　香港社會人士的論政之風有其獨特的社會原因。首先，香港的社會人士特別多。所謂社會人士，主要是指有一定社會職務，或者參與一些社會活動、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那麼，香港的社會人士為何特別多？原因很簡單，香港的社團較其他地區多很多，密度為世界之最。廣義來說，香港社團包括政黨在內的所有社會團體。政黨以外的組織，可稱為一般性的社團，大體可以分為工商社團（如商會）、勞工社團（如工會）、專業社團（如律師會、醫學會、工程師學會）、文化社團（如各種文化藝術團體）、教育社團、慈善服務社團、聯誼社團（如同鄉會、宗親會）、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少數族裔團體、民間智庫等等。回歸以來，香港的社團發展很快。據1997年香港政府年報公布的數字。當時香港獲準註冊或被視作已註冊的社團有8695個。截至2012年12月31日，香港社團名單內共有30531個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增長了3倍多。香港社團的密度約為43個/萬人，為世界之最。遠遠超過法國的11.05個/萬人，美國的5.18個/萬人以及日本的9.72個/萬人。

　　在香港，許多人都是一個、幾個甚至是十幾個、幾十個社團的成員。即使不是社團成員，也很難不是社團的服務對象。無論是政府官員、商家老闆，還是專家學者、平民百姓，人人生活似乎都離不開社團。香港的社團像鏈條一樣，把所有香港人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社團是香港社會運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香港社會就是一個社團社會。同時，香港的社團特別是大的社團，都有幾個甚至十多個以上的領袖，有些名曰「會長」，有些謂之「主席」，有些稱為「理事長」。不管用什麼頭銜，媒體都稱之為「首長」。香港的社團多，社團領袖自然就多。社團作用的發揮，主要是靠社團領袖的帶領。社團領袖組織活動、公開發表意見，成為影響香港社會的一種重要方式。

　　香港還有一個特點，內地在港的各級政協委員特別多。據了解，在全國政協的2200多位委員之中，來自香港的接近一成，共有208位，還不包括在政協其他界別中的香港委員。幾乎在每3萬多港人之中，就有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而內地的一些省份，卻是平均70萬人之中才有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另據統計，香港的副省級以上地區的政協委員有逾5000人之多。這些政協委員大都是社團領袖，為各行各業中的佼佼者。香港的政協委員多，恰恰顯示香港的社會人士眾多，是愛國愛港的主體力量之一，在香港社會中占據重要地位。

　　論政助施政

　　其次，香港缺乏政治人才，需要社會人士論政獻策，動員支持建制的力量。在殖民統治年代，英國人掌握政治權力，沒有也不可能為回歸以后的「港人治港」培養政治人才。然而，回歸后的香港充滿政治敏感性，政治爭論有增無減，被視為是一個各類政治和政治角逐極復雜的地方。香港缺乏政治人才但又多政治，多復雜的政治，需要有分量、有影響、有見解的人士論政引導社會輿論，動員支持建制的力量，眾多社會人士不可避免被推到前臺，成為了論政的重要主力軍。

　　第三，香港沒有執政黨，有賴社會人士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法律規定行政長官不得擁有政黨背景，是為了體現《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身份和職責的相關規定。如果行政長官擁有政黨身份，則容易受到所屬政黨的掣肘和黨政治勢力的阻撓，難以做到《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要對特別行政區和中央政府雙重負責的職責。不過，這也使得行政長官與各政黨包括建制派政黨之間，缺乏緊密聯繫和強有力的支持，非政黨的社會人士以各種方式包括議政發聲，支持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就顯得特別重要。

　　第四，中央和特區政府都非常重視社會人士發揮正能量，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中央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都對香港社會人士提出這樣的希望：堅持愛國愛港，貫徹《基本法》，主動站出來發聲，支持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使正面能量成為占據香港社會的主導力量。

　　政府支持

　　記得2013年10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接見中央統戰部邀請的中華海外聯誼會換屆大會的代表時，特地走過來對我說：「你的很多文章我都看了，今天的文章也有看。寫得好。」后來我知道，俞主席是指當天我在香港《文匯報》刊登的一篇政論文章。這說明俞主席不僅關心我，更重要的是關心香港的社會人士如何議政發聲。更令我難忘的是，俞主席2014年5月22日在京會見香港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京團時，特地以本人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多年履職情況為例，鼓勵港區政協委員積極建言獻策。他說：「上海有一位政協委員屠海鳴提交大量提案、參加重要課題撰寫，其觀點看法也屢見報端。作為政協委員，就是要發揮積極作用，多提建議。」實際上，俞正聲主席當年在上海主政時，非常關心政協委員的履職情況，還親自批示

　　有關的提案和報告。我曾經對上海計程車要不要調價寫了報告，通過政協送到市委市政府。俞主席當即批示：「對民生問題要慎之又慎。」俞主席對港區省級政協委員的講話，一定會激勵更多的政協委員積極建言議政，發揮正能量。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不僅公開呼吁社會人士為了香港的整體利益站出來講話，而且還閱讀許多社會人士的文章，經常與一些社會人士交換對政府施政的看法，聽取他們的意見。2013年10月5日，我赴印尼峇里島出席2013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與梁特首是一個航班，我正好坐在他后面一排的座位。我與特首交談中，告知他我近來在香港媒體寫了哪些文章，特首耐心地聽完，鼓勵我說：「有些文章，我都有看，寫得很好。」沒想到，回程我又碰巧與特首還是一個航班，我仍坐在他座位后面，特首又鼓勵我：「多寫些。」

　　據了解，肩負中央交託「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責任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每天都在通過閱讀報章、社交活動及其他多種方式，關注香港社會人士議政情況。2014年5月4日，張主任在一個公開場合見到我，主動講到本人所寫的政論文章，特別對本人從「底線思維」的角度，發表系列文章討論香港普選問題，表示肯定和贊賞。張主任還親切地詢問我：「您平時工作和寫文章的時間是怎麼安排的？」令我特別感動和鼓舞。其實，我過去沒有直接接觸過張主任，張主任見到我卻能一眼認出，并很具體地講到我的文章的內容，令我感到特別驚奇。張主任身體力行推動香港社會人士論政之風，由此可見一斑。據一些朋友介紹，不少社會人士的文章也都受到張主任的肯定和鼓勵。

　　在內地和香港，也有許多領導人用各種方式，經常鼓勵和推動香港各界人士的論政之風。像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海峰，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中國僑聯主席林軍，上海市政協主席吳志明，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任啟亮、譚天星、莊榮文，上海市委常委兼統戰部部長沙海林和上海市政協多位副主席，上海市多位已退居二、三線的老領導，內地新聞傳媒界多位新老領導、新聞教育界、新聞評論界、新聞學術界多位教授和資深媒體人，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的領導等等，他們都經常在閱讀我的政論文章后，給予我關心、支持和勉勵。他們有時會給我來一個電話，告知「今天的文章有新意」；有時會發來一條手機信息，寫道「文章的觀點很給力」；有時見面，還會與我一起探討文章的選題、立意、論證和文采。他們的肯定和評議，使我的「政論情懷」更有信心、更有目標、更有立場了。

　　（本文是《香港普選「底線思維」——香江議政論叢》一書「作者的話」，編者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