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政改時期應捨棄政治化，重拾社會民生工作。不過，政改及其前的「佔中」已改變了香港政治生態，也凸顯出民生政策迫切性的轉變。

 

 

梁振英上臺，首要工作是面對房屋、醫療、退休保障三大議題。迄今當局只在房屋方面覓地建屋，恢復居屋和擴大公屋建設。政策恰當，只是落實需時，且規模步伐不足，還可改善。醫療仍用醫療保險，受制於金融利益，迷信私營保險制度，看不到美國醫療保險的大失敗。退休保障也是依循過往的政策，反對全民退保。這樣看來，三大議題只是一得二失。此中的因由應是既得利益、既有意識形態的幹擾。這反映出當局缺乏方向和發展戰略，小心翼翼地在既得利益與大眾福祉之間尋求平衡。另外，「佔中」、政改，當然有回歸以來香港深層社會矛盾的因素，政府政策舉步維艱，也缺乏社會大眾的支持。

 

後政改時期，若社會民生政策還是依照這兩三年的做法，房屋還可有進展，效果只能在幾年以後，也未必可如人意，樓價租金依然高企，社會成本的壓力還是沉重地壓在香港大眾居民以及各行業身上。特區政府不能恢復英國殖民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前少有的良政——公營房屋佔過半全港供應，私營市場實行租務管制，顯示公屋居屋政策只是半桶水的政策，救不了火，止不了急。

 

 

單靠這樣的房屋政策，不可能動員社會，推動社會在經濟民生方面的重新出發，醫療退休問題與人口老化、貧窮問題脫不了鈎，仍然困擾著社會上大多數人。而自由行的逆轉，香港零售旅遊轉弱，基層就業會很快出現問題，將加深中下層社會的矛盾，而中產階級下流化、青年人前途問題，亦因經濟沒有方向、戰略與政策，社會疏離感在中產階級中間進一步擴大。或許香港的社會經濟危機不會一下子爆發，但一方面競爭力下滑，另方面社會不滿增加，形勢並不樂觀。一旦在今後幾年裏遭遇到金融危機，社會危機會再難抑制。

 

香港社會在後政改時期要的是發展的方向與戰略，以此來壓倒本土派荒謬的所謂閉關主義。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新常態發展的大格局轉變中，重新定位，協調各方政策、各方資源，重新出發。

 

對付政治化的發展是踏實地進行經濟工作，以經濟帶動民生，減除爭議，以國際化重建香港的世界大城市功能，也以國際化來消除極端本土化的閉關主義。這樣的經濟工作不可能依循過往金融化、地產化，而是結合到中國進軍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一帶一路」大戰略。只有大戰略的共識，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政策才可有方向，有推動的力量，不會再漫無邊際，毫無方向地在胡鬧爭議中一事無成。內地對政策有頂層設計的說法，在國外任何政府都有一個大方向、大發展戰略的規劃。香港胡混這麼多年，現在好應趁後政改的時機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