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香港回歸祖國整整18年了,香港與內地關係卻陷入回歸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兩地居民相互指責的言論充斥以互聯網為平臺的媒體。內地居民訪港人次明顯下跌,內地學生報讀香港各大學的人數亦大幅減少。香港傳統「核心價值」不僅為「本土主義」提供思想基礎,更惡化成了「分離主義」的濫觴。「港獨」勢力抬頭,是當前香港政治風景中最醜陋的「敗筆」。
從「一國兩制」史無前例的探索看,這是前進過程中難免的曲折。
「一國兩制」過程曲折
多年來,我反覆闡述,香港回歸後第一個5年,「一國兩制」處於「井水不犯河水」狀態;進入第二個5年後,以2003年CEPA簽署緊接七一遊行為標誌,「井水不犯河水」被打破,代之以「經濟上井水流入河水」即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政治上依然涇渭分明即政治依然強調「兩制」差異。
這樣的政經分離狀況不可能持久。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不斷擴大和加深,政治上「兩制」必定產生摩擦。2007年7月特區進入第三個5年,第三屆政府在經濟上依賴內地居民「自由行」,在政治上則推動早日雙普選,使經濟講「一國」與政治強調「兩制」的矛盾不斷地惡化。
從2011年1月開始,反對派抓住兩地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不免出現的局部性、暫時性問題,一再炮製反對內地和內地居民風潮。從2012年9月,反對派以「準顏色革命」方式扼殺國民教育於搖籃之中。2013年初以來,一方面變本加厲地反對內地和內地居民,一方面以非法「佔中」爭取所謂「真普選」,不啻為「港獨」打造政治基礎。
「一國兩制」是活生生的。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是21世紀香港內外各種條件所規定的,超越了「一國兩制」創立和《基本法》制訂時所有人的預想,卻可以也必須按「一國兩制」方針和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來推進。
今天,反對派抓住《基本法》有關特區高度自治的條款指責內地幹預香港經濟,卻無視維持香港穩定繁榮是國家實施「一國兩制」的宗旨之一,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責。何況,特區直轄中央,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試問:難道要等特區將經濟民生搞得一團糟時才請中央過問?
還必須指出,2003年CEPA簽署時,反對派或者保持沉默或者表示認同;近幾年,他們才對兩地經濟融合集體表示反對。這樣的轉變是反映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的變化抑或基於狹隘的政治計較?
「兩制」以「一國」為基礎
今天,「一國兩制」處於最為關鍵的時候——普選行政長官方案之爭,關乎香港「一制」是處於「一國」之內抑或「一國」之外。反對派集體綑綁否決特區政府有關議案,公然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31日決定,是欲香港脫離國家。
湯家驊在投票反對特區政府議案後,退出公民黨、辭去立法會議員,開始探索「第三條道路」。他推薦一位公民黨年輕成員競選他辭職後的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議席。然而,這位公民黨年輕成員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內地」是香港的「鄰居」,需要處理好關係。不經意間暴露其「分離主義」觀念。
何謂「鄰居」?任何一位香港居民可以視其居所的周圍居民是「鄰居」;但是,如果他(她)視其他所有香港居民都是他(她)的「鄰居」,那麼,就意味著他(她)自我脫離香港。
同樣的邏輯,香港可以視深圳乃至廣東省為鄰居,卻不可以視「內地」為鄰居。誰視「內地」為香港的鄰居,誰的潛意識就是為「分離主義」所支配。
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的前途,取決於香港能否正確看待她同內地的關係。經濟講「一國」勢不可擋,必定推動政治「兩制」以「一國」為基礎。這是改善兩地關係、重建香港和諧的精要。
湯家驊及其同道者終於同反對派主流分道揚鑣,探索香港政治「第三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就折射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必定要求兩地政治制度相協調。只是如何協調,「第三條道路」探索者不願意選擇愛國愛港陣營的路向。湯家驊表示將用3年時間做有關探索,期望他早日獲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