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對美聯儲加息，全球央行還需聯合應對。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之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全球尤其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和金融 “牽一發而動全身”，各國貨幣政策總是受美聯儲政策的影響或牽制，被迫為美國貨幣政策讓路。去年以來，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了分化，各國央行的政策工具也有了差異。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各國經濟狀況與金融結構大有差別。一般來說，在直接融資為主導、利率傳導較為順暢、央行獨立性較高的經濟體，如美國、英國，往往采取調整基準利率或通過國債吞吐影響利率預期，只有在經濟疲弱、陷入流動性陷阱時，才會采用量化寬松舉措。而在銀行等間接融資為主導，或金融市場存在分割、利率失去彈性的經濟體，如歐元區、日本，則往往直接擴張或收縮信貸來影響銀行流動性。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銀行業占比較高，且受金融危機沖擊較小，利率政策仍然有效，因而主要以調整基準利率為政策手段。但盡管如此，無論與美聯儲政策同向運行還是逆向運行，這些政策分化格局，都未能也不會減弱美聯儲政策的全球影響力。

 

　　再看新興市場經濟體，7月，MSCI新興市場股指暴跌7.2%，其所覆蓋的十大行業全線下跌。能源股以超過10%的跌幅成為表現最差者，其次是原材料股，跌幅9.8%。在外匯市場，彭博一項由20個新興市場貨幣組成的指數7月下滑3.4%，為去年12月以來最大跌幅。其中，俄羅斯盧布領跌，兌美元匯率下跌10%，巴西雷亞爾下滑9.3%，土耳其里拉下跌3.2%。泰銖已跌至六年來的低位，南非蘭特則觸及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跟蹤日元以外10個亞洲主要貨幣走勢的彭博-摩根大通亞洲貨幣指數下跌1.2%。而美元指數上揚1.8%。來自資金面的數字同樣觸目驚心。據資金流向監測機構EPFR的數據，在截至7月29日的當周，EPFR所追蹤的四大主要新興市場基金類別均遭遇資金流出，從EMEA（歐洲、中東及非洲）股票基金的1億美元到亞洲除日本外股票基金的近30億美元，均出現顯著“失血”。EPFR稱，在美聯儲加息預期下，過去三周已有超過145億美元資金從新興市場股票基金中撤離。而據澳新銀行的數據，亞洲新興市場股市在過去三周共遭遇121億美元資金撤離，這是自2004年該行開始編制數據以來最大規模。

 

　　面對這一局面，全球央行首腦們自難再坐視，治標之法是更多國家央行將被迫采取行動或調整貨幣政策，或入市干預。治本之法是構建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多年來的實踐表明，一種貨幣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后患無窮，一國央行貨幣政策引導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全球央行想要變被動適應和調整為主動約束與應對，就需通力合作。從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戰略考慮，建立“多種貨幣并舉”的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另外，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應積極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當下各國央行常規性貨幣政策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力在顯著遞減，全球經濟增長亟須新動力。

 

　　筆者認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動力主要集中在結構性改革和技術創新兩方面。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基礎性改革的前提下，針對新舊兩種經濟體制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這是化解改革深層次矛盾的必然選擇。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就是消除扭曲、恢復結構平衡，避免由于扭曲和不公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技術創新是改進現有或創造新的產品、生產過程或服務方式。重大技術創新會導致社會經濟系統的根本性轉變。現在可以確認的是，未來技術創新主要將體現在高科技、醫療、生態農業和新能源等戰略領域。為此，全球央行需要圍繞上述目標而調整貨幣政策趨向。只要全球各經濟體針對結構性問題、貿易摩擦、物流合作、物價上漲、應對能源危機等問題加強協調與合作，就一定能在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就我國而言，依據當前總體物價水平等宏觀指標，央行下半年仍會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穩定金融市場預期，支持實體經濟企穩上升。同時，還需遵循“依法監管、適度監管、分類監管、協同監管、創新監管”的原則，抓緊制定互聯網金融發展意見配套監管規則。一頭緊抓經濟穩增長，一頭緊抓金融穩定，如此，既能將美聯儲加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也能在拉動全球經濟復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