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開始的第二輪鼓勵社會資本辦醫以來，各級政府政策密集發布，為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營造了更加寬松的環境，各路資本蜂擁而至。但多位業內人士提醒，社會資本辦醫仍有諸多不利因素，應謹慎進入。
非公醫療的生存現狀令人堪憂。
“民營醫院大部分都是虧損的，”北京振國中西醫結合醫院院長王振國不無沮喪地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再干上一兩年，我恐怕也堅持不住了。”
振國醫院是一家以腫瘤治療為主的民營醫院，成立于2008年，在經營到了第七個年頭上，愈發感到舉步維艱。“如果僅從經營成果上來看，投資辦醫院是我一生中的一個失敗。”50多歲的王振國稱。
振國醫院的經營現狀是民營醫院的縮影，首都醫科大學衛生事業管理學系原主任常文虎歷時半年走訪了數十家民營醫院后發現，“多數民營醫院生存困難，發展更困難，甚至發展無望。”
以常文虎走訪的北京市某區10家民營醫院為例，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僅有三家，其余七家醫院全部虧損。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強調，“這不是某個區縣的個案。”
造成民營醫療機構虧損的原因既包括管理經營等內部因素，也包括政策、監管等外部制約。民營醫療機構在醫保、人才、用地、租金、稅收、設備購置、人員工資和價格水電費等方面與公立醫院存在不均等競爭格局，致使其接診和住院人次遠低于公立醫院。
自2009年開始的第二輪鼓勵社會資本辦醫以來，各級政府政策密集發布，為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營造了更加寬松的環境，各路資本蜂擁而至。但多位業內人士提醒，社會資本辦醫仍有諸多不利因素，應謹慎進入。
非公醫療的冰與火
實際上，振國醫院的經營情況在北京市大興區還算是名列前茅的。
王振國為21世紀經濟報道提供的營收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振國醫院收入8000萬元左右，利潤不到100萬元，屬于保本微利。
但由于振國醫院在設立之初即投資過億元，購買了用于建設醫院的用地，因此，每年不用繳納房屋租金。據王振國測算，以振國醫院現用于經營的2萬平方米建筑面積、300張床位規模來看，如繳納租金，每年多支出500萬元左右，醫院則由盈利轉為虧損。事實上，不足100萬元的利潤中還未包括一些溝通關系的“隱性支出”。
“振國醫院相當于每年的收入與支出基本持平，但初始投資是不可能收回了。”常文虎說。
在常文虎看來，民營醫院的虧損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投資難以收回，日常經營勉強維持，如振國醫院；另一種情形為不僅投資難以收回，日常經營也處于虧損。兩種情況占比達到70%左右。
如果僅從做生意的角度衡量，王振國稱，投資醫院的回報率甚至不如理財，“按2008年投資1億元計算，如交給理財機構，年回報率至少4%即400萬元-500萬元的純利潤。”
不過，常文虎走訪的民營醫院中也存在經營狀況較好的非公醫療機構，如北京市仁和醫院。
北京仁和醫院的官網顯示，其前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筑工程兵五、六師聯合司令部軍醫院，1953年隨軍隊轉入地方，成為中國建筑第一工程局職工醫院，1975年落戶北京市大興區，1980年對外開放，后來在國企改制過程中轉為職工持股的民營性質，目前為大興區二甲綜合醫院。
常文虎認為，北京仁和醫院的情形并不能代表廣大的民營醫院，“從該院的歷史淵源來看，并不能代表民營醫院的現狀。”
而即使實現盈利的民營醫院，也存在較為漫長的“培育期”。
美中宜和醫療集團創始人兼CEO胡瀾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稱，“通常來說，單體醫院兩到三年虧損，隨后開始盈利，而集團醫院則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實際上，民營醫療機構的營收數據難以全面統計，即使國家衛計委等官方部門也不掌握真實數據，但從上市醫療集團的財務報表和發生并購時披露的數據中可略知一二。
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了一些醫療集團、醫院的公開數據發現，部分中小型民營醫療機構出現虧損。
其中，實現盈利的醫療集團、醫院包括復星醫藥、馬應龍、鳳凰醫療集團旗下醫療服務機構，以及北京三諾健恒糖尿病醫院。
公開數據顯示，2014年，復星醫藥集團控股的醫療服務業務實現收入118589.37萬元；實現分部業績17045.31萬元；實現分部利潤11180.77萬元。截至報告期末，該集團控股的有濟民醫院、廣濟醫院、鐘吾醫院及禪城醫院。
馬應龍集團2015年半年報顯示，醫院診療營業收入5272萬元，營業成本3705萬元。
由于涉及并購，北京三諾健恒糖尿病醫院的數據得以披露，其2013年營業收入1174萬元，凈利潤28萬；2014年1-9月營業收入911萬，凈利潤接近60萬。
虧損的醫療機構包括北京明德醫院、北京惠民中醫兒童醫院等。
成立于2012年2月的北京明德醫院，截至2015年5月，虧損分別為5625萬、5321萬、4555萬、2253（2015年1至5月）。
北京惠民中醫兒童醫院2013年度營業收入808萬元，虧損606萬，2014年1-3月收入429萬，虧損91.8萬。更為嚴重的是，其凈資產為負數，2013年為-1603萬，2014年為-1694萬。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行業里普遍感覺和認知是，非公醫院能夠不虧損的也就30%-35%。”
運行生態瓶頸仍待解
造成民營醫院生存艱難的直接原因可以由一組數據揭示。
國家衛計委“2015年1-5月全國醫療服務情況”顯示，2015年1-5月，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31.1億人次，在醫院分類中，公立醫院10.8億人次，民營醫院1.3億人次；2015年1-5月，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出院人數達8363.2萬人，其中公立醫院5579.2萬人，民營醫院813.2萬人。民營醫院診療人次占比不足11%。
并且，截至2015年5月底，公立醫院13326個，民營醫院13153個，數量上僅相差173，與2014年5月底比較，公立醫院減少64個，民營醫院增加1487個。但民營醫院的診療、出院人次并未隨其數量的增長而增長。
在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負責人看來，民營醫院就診、住院率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本身單體規模小，尚無法與公立醫院相比；另外，其發展時間短，而公立醫院大多擁有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歷史，積淀了大量技術、人才。
此外，部分民營醫院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在醫療服務市場上，多數民營醫院沒有自己的細分市場。”常文虎認為。
而除了上述自身、歷史原因外，行業內的普遍觀點認為，與事物內因決定外因的一般規律相反，民營醫院的發展更多受制于外部因素，尤其是與公立相比的均等待遇。
“民營醫院就像是背著幾十斤的包袱與公立醫院賽跑。”常文虎形象地比喻。
與公立醫院相比，民營醫院的成本大得多，這些成本主要包括用地、租金、稅收、設備購置、人員工資和價格較高的水電費等。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雖然中央層面的政策要求在土地、水電等與公立醫院相當，但現實中還是不一樣，民營醫院用地的價格更高。”
那些無法購置土地的開辦者則需要繳納租金，租金費用在成本中占據較大份額，如北京圣馬克醫院的年租金為3000萬元左右，圣馬克醫院租用了海航集團位于北京市東南四環的一棟商業樓，據其董事長黃國煌稱，“租用面積大約30000平方米，這在北京算是便宜的。”
稅收也是民營醫院面臨的一項不菲支出，按照規定，民營醫院應繳納營業稅（5%）、企業所得稅（25%）、城市維護建設稅（7%）、教育費附加（3%）、地方教育費附加（2%），以及房產、土地、車船使用稅等七八種稅費，雖然目前營業稅已經由《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的通知》減免，但其余稅收與一般企業相同。
而在人員工資和設備購置方面，據常文虎稱，政府會支付部分員工工資和設備購置費用給公立醫院，“工資至少可以達到收入的1/4或1/5。”
不過，除上述支出外，在多位被訪人士看來，最大的不均等體現在醫保和人才兩個方面。
據中國非公立醫院協會負責人統計，北京地區現有約400多家民營醫院，取得醫保的至多20%左右，與公立醫院幾乎全部進入醫保的現狀對比鮮明。“我接觸過的大多數民營醫院都沒有醫保。”常文虎稱。
而即使進入醫保報銷序列的民營醫院也與公立醫院待遇不同。
據悉，目前中國的醫療機構實行財政支付的“總額預付”制，每家醫院每年可報銷的金額封頂，多余的費用由醫院和患者自行承擔。但公立醫院的額度要遠遠大于民營醫院。
“如公立醫院每年定幾個億，民營醫院也就幾百萬、幾千萬。”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負責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有的民營醫院做得不比公立醫院差，但不能納入醫保。”
從振國醫院的情形也可看出這一比例，王振國說：“醫院年收入8000萬，但醫保指標只有200萬左右，報銷比例不到5%。”
并且，各家醫院的報銷額度需要由社保部門核定，“至于核定標準，目前尚沒有明確的依據。”王振國說：“看你的本事。”王振國還透露，“外地病人到北京看病，公立醫院報銷的額度和范圍要遠大于民營醫院。”
民營醫院面臨的諸多困境，致使人才尤其是中青年骨干人才難以進入，這也形成了經營上惡性循環：有了人才，就有病人，有了病人，就有收入，也有資金進入，反之都沒有。
醫療投資的圍城內外
如果把開辦醫療機構比作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急于沖進來，里面的人則心態復雜。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間，政府兩度支持舉辦民營醫療機構，第一輪發生于1998年-2009年，支持力度有限，多數政策未得到落實。而從2009年至今的第二輪，支持力度遠大于第一次，以國家衛計委和國家發改委為先導的各級政策密集發布。
在政府支持社會資本辦醫的同時，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緩慢增長期，曾經的房地產、礦業等高利潤行業風光不再，這進一步促使各路資本、各類背景的人士轉型進入醫療行業。
但與“外行”急于沖入形成鮮明對比，醫療業內人士卻心態復雜：難以為繼的希望退出醫療行業；長期穩定的想借此機遇擴大規模；打出品牌的則擔心把水攪渾。
“誰進來誰死，”經營了七年后，王振國對民營醫院的發展前景頗為看淡：“除了一些有特色的婦產等專科。”他還說，再堅持幾年看看。
對非公醫療機構的發展持有謹慎態度的還包括常文虎，“民間資本被吸引來了，但是掙不到錢，到時退也退不出去。”
而類似美中宜和這樣經營穩定、打出品牌的醫療機構，一方面擴大規模，另一方面又擔心新進入者的攪局。
自2012年起，美中宜和進入發展快車道。時隔3年，美中宜和已擁有北京、天津、杭州、深圳7家醫療及護理機構，覆蓋京津冀、珠三角和長三角三大區域。在接下來的三年，美中宜和計劃在全國再建立6家醫療機構。
但胡瀾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醫療是一個挺奇怪的行業，外面的人很難看清楚、分析清楚。沒著手做的時候感覺還挺美好的，但真正開始之后是不一樣的。非理性的東西進來之后可能導致結果和預期不吻合，這時候就會出現和醫療本質相悖的東西，會傷害到這個行業，傷害到患者的利益。”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負責人提醒，醫療服務行業是投資大、回報率低、周期長的行業，很多投資人并沒有看得很清楚，他建議，在初始投資之后，應再準備充足資金，以度過多年虧損期。
事實上，即使在國家衛計委和國家發改委大力支持的背景下，民營醫療也仍將面臨諸多不利因素的制約。
有業內人士認為，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可以減少政府對醫院的維持費用，“北京市醫管局下屬的20多家醫院，每年光維持（補助醫院部分人員工資、醫療設備購買等運營）就得花費30多個億。”
而從疲軟的宏觀經濟走勢考量，今后數年大眾的支付水平存在不確定性，并已開始顯現，王振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從去年10月開始，我發現患者比前些年更加拮據了，支付能力減少了一半。”
民營醫院普遍反映的另外一些不利因素主要集中于政策落實難。
以醫生多點執業為例，這是解決民營醫療機構人才緊缺的途徑之一，但各地落實進展不一，“在目前多點執業的現狀下，我們認為還是沒有達到大家預期的結果，也沒有對當下的醫療體制和醫療市場產生明顯的影響。”胡瀾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時表示。
在建立運營一家盈利的民營醫療機構時，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負責人建議，專科醫院相對綜合醫院而言，投入成本小、盈利周期短，更容易打出品牌。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曹健建議，抓住目前推行分級診療的機會，加大老年病、慢性病以及康復期、晚期腫瘤、康復護理等投入，這些領域未來有一定的空間。
“這些患者將最先實現從二、三級醫院轉移到基層醫療機構。”曹健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