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療控費的大背景下，分級診療是未來政策和市場都要共同推動的舉措。為此，國務院在2015年推出了多項政策來推動分級診療的實施。在政策面的指引下，各地都紛紛跟進，而一些互聯網公司也開始試圖參與進這一可能的市場變革。但是，在中國線下醫療體系面臨的是一個極為復雜而難以在短期內撼動的市場，以輕模式去推重服務勢必只能成為畫餅而已。

　　在探討互聯網能否推動分級診療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分級診療何以在中國難以實現。

　　顧名思義，分級診療主要是推動醫療服務體系向一個立體的多層級協同服務的方向發展。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分級診療這一名詞的含義更多的指向引導病人前往基層就診并推動大醫院更多的向基層轉診病人。

　　由于基層長期以來缺醫少藥，也沒有配備足夠的醫療器械，病人前往就診的意愿本身就很低。在實施了基藥制度以后，即使原先將其作為開藥門診的病人也因為發現缺乏藥品而被迫選擇去三甲就診。而且中國的支付制度是以診療為核心的，而不是以全面的健康管理為核心，這就注定了基層整體的功能是被長期弱化的。疾病的預防和康復是不被納入支付體系的，這也就是意味著基礎醫療體系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與大醫院進行競爭。而且，由于醫療服務的價格被常年壓低，各個層級之間的價差非常小，無法通過支付手段來引導病人在基層首診。

　　目前的分級診療政策主要從較為容易實現的部分開始，比如藥品目錄與三甲一致、大力發展第三方檢查服務等。但核心的醫生資源的擴張卻需要較長的時間。而且公立的體制整體僵化，大量基層醫生的收入較低而且是固定的，很難激發起他們對病人的熱情。反正干多干少一個樣，很多時候即使病人來了也直接就將其轉診到大醫院，自己落得清閑。在這樣的體制下，很難培養出能讓病人信賴的醫生，體制內的基礎醫療最多回到原先的開藥門診的狀態，很難承擔分級診療的重任。

　　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來看，分級診療的難度在于基層的合格醫生匱乏、支付制度難以推動和體制自身的束縛。要真正推動基礎醫療轉變，就必須從支付到醫生培訓再到體制都做一個全面的變革，否則這樣的改革依舊是流于表面而無法深入實質。對于基礎醫療來說，除了以上這些的轉變，核心的目標是提升療效。只有疾病的誤診率下降和治愈率提高了，才能真正吸引病人回流到基層，病人也才會對基層產生長期的信任，最終達到分級診療的目標。

　　在基礎醫療的發展中，互聯網技術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在實施健康管理的過程中，借助技術手段對病人進行健康追蹤和康復咨詢等，能夠有效的填補原先在兩次就診之間留下的巨大空白，從而提升療效，吸引病人回流基層。從總體上控制疾病的發展，進而降低總體醫療費用的增速。

　　但是，如果意圖通過互聯網來推動分診本身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分診的難點并不是向上轉診，絕大部分去三甲看病的人都不是通過轉診來完成的。如何在基層首診并讓上級醫院向下級轉診才是最關鍵的。基層首診的難點已經在上面分析過，那么向下轉診是否會有機會？

　　一般來說，向下轉診的都是慢病或者術后需要康復的人群，這類人群有長期的康復需求，即使再到大醫院就診也頻次有限。一個合理的基礎醫療服務點可以很好的滿足這類康復需求，從各類宣教到具體的康復和護理服務，都可以由基層的醫護人員來完成。但這只是理想中的狀態，由于病人長期無法對基層產生信任，即使簡單的醫護服務，很多人依然只信任大醫院的醫生，這制約了這種轉診的發展。而且，即使在某些基礎醫療發展較好的地區，這類轉診并不需要醫生或醫院來進行，病人只會選擇離家最近的醫療機構來進行，無需所謂的轉診。而轉診真正有意義的是基層和大醫院通過共享病歷和數據來以病人為中心提供服務。但在數據孤島下，這一理想狀態還很難被實現。而且，醫生主要依靠產品來獲得收入，要大醫院的醫生讓渡其藥品和檢查的收益是非常困難的。這樣的現狀下，協作醫療難以形成，也就只能讓病人自己去往返大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之間了，那這類工具的意義就很低了。

　　現階段唯一有機會的是向康復醫院或各類社區醫院轉診。由于三甲目前為提高病床周轉率有將術后病人轉診出去的動力，那些術后仍需在院康復的病人可以被轉入各類康復醫院。但這類轉診更多的是通過線下達成交易，互聯網只是提供了一個轉診溝通的平臺。當然，在康復醫院內部，這類院內溝通以及和大醫院溝通的平臺的意義還是比較大的。但這一市場未來即使大擴容也只能撐得起一家小體量的公司，市場增長的整體空間有限。

　　綜上所述，分級診療是目前中國醫改的最大難點之一，但這一難點又與其他難點糾纏在一起最終制約了其本身的改革。因此，分級診療只是醫療系統性改革中的一部分，如果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但改革所耗費的時間和是否能成功都還是未知數。意圖通過互聯網這一受制于線下體系的工具去推動線下變革，無異于希望拽著自己的頭發離地，難以獲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