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遇是為有認識、有思想準備的人而存在的，認識到了機遇才能去抓住機遇，有思想準備才能去利用機遇。機遇是有時空限制的，彼時的機遇不見得是此時的機遇，彼地的機遇不一定是此地的機遇。故認識到我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機遇，對促進經濟發展很重要。目前相關方面正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有必要對未來的機遇有清醒的認識。
目前，國際經濟總體在復蘇，國際經濟、政治、技術、環境格局都在重組，國內經濟發展正在步入新常態，全面改革正在快速推進，在遇到了很多新挑戰的同時，也迎來了很多新機遇。
機遇一：國際經濟總體復蘇帶來新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持續低迷，2012年以來美國經濟率先復蘇，帶動了全球經濟的復蘇，但目前的復蘇仍然是初步的、脆弱的，主要經濟體的發展也不平衡。2015年上半年，發達經濟體呈穩步復蘇態勢，其中，美國GDP實際同比增長2．6％，較去年同期加快0．44個百分點，英國、德國、法國GDP實際同比分別增長2．75％、1．41％、1．01％，美、日、英、德的制造業PMI持續位于50的榮枯線之上。新興經濟體部分國家也表現出較好的增長態勢，據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顯示，2015年印度GDP增速將加快至7．4％，明年將達7．8％。雖然近期國際資本市場、匯率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出現了波動，但預計在美國經濟持續復蘇的帶動下，國際經濟總體向上的趨勢并未改變，這對中國“走出去”和“引進來”帶來了機遇。
機遇二：國際格局重組帶來新機遇。雖然不時遇到了一些障礙，但經濟全球化的大勢始終沒有改變，全球供應鏈也在不斷形成和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逐步融入全球經濟，分享了全球分工協作的好處，也提高了自身的國際競爭力。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由“一極獨大”或“一極多元”向“世界多極化”或“多元共存”的方向發展，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總體在崛起，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對國際經濟政治的影響力逐步提高。目前，大國間多邊協作、中小國家間抱團發展、區域集團化的發展趨勢明顯，這對中國以多種形式參與國際治理帶來了新機遇。“一帶一路”等戰略倡議得以出籠，也得益于這種國際格局的重組。
機遇三：新一輪全球技術革命帶來新機遇。經濟危機雖非好事，但 “禍兮福所倚”，常常催生新技術革命。2008年爆發的國際經濟危機雖帶來了很多問題和挑戰，但也催生了新一輪技術革命。這一輪技術革命主要表現在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和智能制造技術等方面，如美國的移動互聯網技術、頁巖氣技術和德國的機器人技術。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就是新能源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所謂“德國工業4．0”其實是智能制造技術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新一輪技術革命的醞釀和突破，為我國發展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產業和產品帶來了新的機遇。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新能源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技術等新技術領域的研發和應用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并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機遇四：消費結構升級帶來新機遇。消費結構升級可以創造出新的市場需求，可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在換擋、經濟結構在調整，但消費結構升級沒有因此而中斷，反而顯示出加速升級的態勢，因為一方面產能過剩等在倒逼消費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人們生活整體水平的提高在拉動消費結構的升級。消費結構升級往往呈次第上升的規律，如上個世紀80年代主要滿足吃穿溫飽的需求，故當時紡織服裝、食品加工等行業大發展；進入90年代后，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開始上升了，于是彩電、冰箱、洗衣機、微波爐等行業大發展；進入2000年后，住和行的需求開始凸顯，于是房地產和汽車行業獲得了大發展。在吃、穿、住、行、用等五大基本需求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后，消費結構又在朝“學、樂、康、安、美”（即學習需求、快樂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和美麗需求）等新的方向升級。這“新五大需求”比重的不斷提高又為發展與其相適應的新產業或服務帶來了機遇。比如，在房地產業中，隨著住宅地產、商業地產的式微，與消費結構升級相適應的網絡地產、文化地產、旅游地產、休閑地產、養老地產等顯示出較大的潛力。
機遇五：工業化進入新階段帶來新機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工業化的過程是產業分工協作深化的過程，是人口和生產要素不斷從較低效率的農業向較高效率的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工業化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其本身也在不斷升級，隨著工業化進入新階段，往往可以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目前，中國的工業化進入到“中后期階段”，即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此階段最主要的特征是知識或技術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業、物流業、信息產業等）相交融發展的階段。這一階段也可以說是“重化工業階段的下半場”，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是資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業高速發展的階段，下半場則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一國的經濟發展雖不如上半場那么快了，但與后工業化時期相比，仍然可以維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或中速增長，當然前提是要搞好改革、轉型和創新。對那些與這一階段相適應的產業來說就是機遇。
機遇六：城鎮化進入新階段帶來新機遇。城鎮化也是現代化過程中的規律性現象，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鎮化，人口大規模從較低效率的農村向較高效率的城市（因為城市具有聚集效應、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遷移，意味著經濟發展。城鎮化也是分階段的，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率處于30％—70％時屬于城鎮化加速階段，加速階段又分為30％－50％時的上半場和50％－70％時的下半場。在不考慮“半城鎮化”的情況下，2014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為54．77％，可以說已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的下半場。假設未來仍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城鎮化率，要達到城鎮化加速階段的終點70％，還有15年左右城鎮化比較快速推進的時期。這意味著還有幾億農民要進城，還有很多現有的農村和一些城市郊區要演化為新的城市、新的城區，還有很多新的產業和消費發展的空間，還有很多基礎設施要建設。這無疑是推動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機遇。
機遇七：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帶來新機遇。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區域內部不同地區分工協作的加深，分工協作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區域的整體競爭力。亞當·斯密的理論看起來很復雜，在筆者看來可以用制度、分工、效率、發展四個詞來概括，發展取決于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取決于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取決于制度變革，因此分工協作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正因為如此，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推進國內外大區域的一體化，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此前，全國各地已有很多在推進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如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地區、成渝經濟帶等。其他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早已完成了，故沒有多少這方面的生產率可以釋放，而我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進，未來還有很大的潛力，這無疑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機遇。
機遇八：全面改革推進帶來新機遇。
“改革是第一生產力”，改革可以釋放“改革紅利”，創新驅動可以形成巨大的生產力，而改革又是推進創新的動力。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可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釋放紅利；三是可以通過改善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新時代，我們要在2020年前在已確定的各項改革領域取得決定性成效，當前正在密集推出各項改革舉措，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等已取得了重要進展。無疑，全面改革的推進將為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機遇。
機遇與現實發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要想將機遇真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還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面對現實，加快解決產能過剩、經濟泡沫等問題，加快推進全面改革、經濟轉型和創新驅動等。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