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當下需要什么?我認為，中國股市需要看到真實內需的活躍，因此它必定期盼明確的“謹慎適度的貨幣政策”指向。顯然，在全球性通縮的背景之下，中國CPI沒有獨立而持續性上升的理由和動力，而連續43個月的負增長，預示中國通縮實際十分嚴重。

　　所以我們必須確認，當通縮時時威脅著中國經濟之時，“審慎而適度的寬松貨幣政策”是合適的，是必要的。至於貨幣緊一點有利於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等說辭是錯誤的。因為，貨幣政策是短期政策，而經濟結構調整、人民幣國際化是長期目標，如果以短期政策去實現長期目標，這本身就是嚴重的政策錯配。更重要的錯配是：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創新驅動這都是“結構性問題”，而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用總量政策調結構是不是嚴重的政策錯配?當然是。

　　這樣的政策錯配會導致中國經濟的“青黃不接”。為什么?因為，緊縮貨幣的短期政策會使內需收縮，產能過剩更加嚴重，傳統產業迅速落入低迷;但新產業的培育又如何可以在如此短期內獲得巨大提升?更何況，緊縮政策本身抑制股市、提高股權融資成本，這有利於創新驅動?有利於轉型升級?有利於結構調整?恐怕恰恰相反吧。實際上，我確信，中國經濟當下的問題就是“青黃不接”的典型表現。

　　釋放流動性、尤其是釋放長期流動性是不是到時中國陷入流動性陷阱?不會。原因是：中國實際信貸利率很高，我們不妨簡單估計一下：首先，因為貸款主要針對企業，所以，我們計算實際貸款利率時更多地應當參考的物價數據時PPI;其次，按照PPI當下5.9%的跌幅、貸款基准利率4.55%計算，那么實際貸款基准利率應當在10.45%;第三，如果銀行對大多數企業按照上浮利率投放貸款，那將意味著大多數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貸款成本最低也將達到12%。

　　上述計算表明，中國大多數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非常高。試想，中國能有那些行業的資本收益率可以超過12%?所以，與之利潤相比，這當然是一個幾乎完全不可持續的狀態。所以我們籲請貨幣當局，盡快降低中國企業的融資成本，而將貨幣政策的表述修改為“審慎適度的寬松貨幣政策”。

　　為什么不能繼續沿用“穩健貨幣政策”?第一，這是一個極其模糊的說法，是一個貨幣當局想松則松、想緊則緊的政策表述，它不能給予市場持續穩定的預期，而市場稍有緊縮動作，立即就會產生過激反應，而大起大落的市場不利於中國經濟穩定;第二，中國內需虛弱持續時間過長，將鈍化市場對刺激政策的敏感度;第三，中國需要“審慎適度的寬松貨幣政策”匹配改革紅利的釋放。我認為，無論多好的改革政策，在12%以上的信貸成本之下，民間資本的活力又如何得以釋放?第四，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審慎適度的寬松貨幣政策”，因為融資成本過高同樣會提高政府項目建設成本，從而大大增加未來公共設施的使用成本，未來在“高價使用”中會引發公眾不滿。

　　實際上，如果市場確認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審慎適度寬松”，那即便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短時間出現小幅收縮操作，市場的反應也會大為鈍化，不會發生大方向上的誤解。另外，這也是中國貨幣政策更加透明的體現，而這些年的情況看，中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實際是在不斷降低的。正是因為透明度過低，央行給出的政策信號，經常會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而使中國經濟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我認為，中央不能允許用人民幣國際化、彙制改革綁架中國貨幣政策。因為，人民幣國際化和彙改都屬於長期目標，是漸進的過程，但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最重要、最核心的“短期需求控制政策”。所以，絕不能允許貨幣政策發生錯配——以短期手段實現長期目標，這會使中國經濟付出巨大代價。現在，這個問題十分嚴重，為了人民幣在升值背景下的國際化、為了擴大人民幣彙率浮動區間而通過利率條件去穩定高估的彙率，中國不敢放寬貨幣條件，甚至緊縮貨幣，這已經是中國內需受到極大傷害。在我看來，這是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重要因素。

　　我認為，正是因為中國貨幣政策目標中摻入了不應有的成分，所以在“穩健貨幣政策”的表述之下，中國貨幣政策的執行顯得十分曖昧和猥瑣，含含糊糊，模棱兩可，毫無大國氣度。更要命的是，明明是貨幣條件過緊導致中國經濟不斷下行，卻刻意“顧左右而言其他”，以“三期疊加”、“新常態”等說辭引開公眾和決策者視線。然後繼續讓貨幣政策服務於不該服務的目標。這樣的情況，一時半會兒尚可，但長期以往不行。但問題是，我們已經持續太久了。現在已經到了“必須立即停止”的時候了。(鈕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