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南醫藥集中采購服務平臺連續發布三個通知，宣布將13家行賄藥企列入黑名單，取消這些藥企在海南省所有藥品、器械供貨和配送的資格，并且兩年之內禁止入場。這13家被查處的企業均為已中標企業，所以行賄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獲得中標資格，而是通過賄賂醫院負責人來擴大醫院對藥品的采購量。

 

　　中投顧問研究董事、總監郭凡禮表示，藥企向醫院行賄已不是什么新聞，行賄者也不乏葛蘭素史克、塞諾菲、諾華等國際巨頭，然而這次的“亮點”是行賄從招標前轉移到了招標后。如今，新一輪的招標啟動在即，2年禁止入場的處罰正可謂是當頭一棒，這一丑聞也會令這13家藥企在其他省市的招標處于不利地位，嚴重的甚至會使行賄企業喪失全國市場。既然行賄的代價如此慘重，是什么促使一家又一家藥企去觸碰法律的底線？

 

　　市場結構對市場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我國當前藥品在醫療終端的銷量占中國整個藥品銷量的80%，醫院成為了決定藥企市場份額的主要戰場，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即使招標價被壓的很低，甚至讓一些企業無利可圖，可是藥企們還是擠的頭破血流，甚至是不惜用重金來行賄。

 

　　這是一個畸形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供給和需求不能有效對接，阻礙他們的不是信息不對稱，而是藥企和患者之間的媒介—-醫院。市場的現狀是，患者不是藥品的直接購買者，他們要購買什么藥，購買哪個藥廠出產的藥是由醫生決定，患者只能拿著處方單向醫院付款；而藥企也不是藥品的直接銷售者，而要經過藥品招標，獲得進入醫院流通渠道的資格，由醫院向患者出售。這樣一來決定藥品銷量的不是患者而是醫院，影響需求最大的因素不是藥品質量，而在于醫生的處方，在這種情況下，尋租、行賄就自然而然產生了。所以在中國醫院，除了醫護人員和患者及家屬，還可以看到第三類人的身影—-醫藥代表。

 

　　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實行醫藥分業，也就是醫院和藥店分離，醫生負責看病開處方，藥店負責賣藥，醫生的收入由醫療行為決定，通過徹底切斷醫院開處方和藥品銷售之間的直接經濟利益聯系，讓供給和需求直接對接。現已有許多發達國家實行醫藥分業，日本就是一個典型。過去，日本也是“以藥養醫”，造成醫療費用高、水平低，藥品安全事故頻發，甚至連美國駐日本大臣都死于手術中的輸血感染。后來，日本實行“醫藥分業”，讓醫生成為純粹的診療師，并大幅提高診療報酬，使醫生的收入來源從藥品變成診療，醫術水平的高低成為決定醫生收入的關鍵，最終日本的醫療水平大大提高，社會醫療費用也大幅度降低，使得醫生成為受人尊敬的職業。然而，在中國做到“醫藥分業”并不容易，改革存在一些難題，具體如下。

 

　　首先，若將藥房從醫院剝離，對醫院收入會有較大影響。“以藥補醫”在我國已有多年的歷史，成為許多醫院的重要收入來源，有的醫院出售藥品占所有業務比例高達60%，若切掉藥房，很多醫院將難以生存。此外，在“以藥補醫”的舊體制下，滋生出一條長長的利益鏈，從藥品進入醫保目錄，到各省市采購，以及一級級醫藥代理，這些中間環節養活了一大批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會對改革造成很大的阻礙。正如韓國2000年醫改撼動了醫生和藥劑師的利益，最終政府在醫生組織的大罷工下進行了妥協。

 

　　其次，現藥店服務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難以和醫院藥房相比，一旦實現“醫藥分業”，許多藥房的藥劑師恐怕難以承擔重任。且我國職業藥師較為緊缺， 2014年，全國藥店數量超過了40萬家，而職業藥師僅有10萬余人，這樣算來，藥店職業藥師的缺口至少有20萬人。此外，區域間也存在不平衡，醫藥人才大多都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而西部較為落后地區，職業藥劑師就更為短缺，這對“醫藥分業”產生了很大的阻礙。

 

　　最后，醫院該靠什么生存下去，如果這個問題沒解決，“以藥養醫”被革除后，就會出現“以檢查養醫”、“以治療費養醫”等既提高醫療成本又容易滋生腐敗的其他模式。現在政府對醫院的投入存在很大的不足，新醫改也只是提到會對“醫藥分業”而產生的收入減少進行補償，但并沒有明確今后公立醫院的資金來源，所以，建立一個合理的補償機制是關乎改革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