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窑地铁口外的“有偿献血”小广告。
10月20日下午，“血头”（穿红衣男子）带着几名卖血者聚集在医院门诊大厅。
在一些QQ群中，“血头”发布的“有偿献血”招募信息。
在北京一些流动人口聚集的地铁站、城中村、网络上的兼职工作群中，“有偿献血”的小广告并不少见。在一些大医院的住院部和病房内，为急需用血的患者提供互助献血的小卡片也不时闪现。
我国《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北京，一些“血头”在医院临床用血紧张时，借互助献血的名义，安排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在一些医院、北京市血液中心等采血点“有偿献血”，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多家大医院的医生称，缺血已经成为北京的常态，面对公共血库无血可用。患者无奈买血、医生难以干预的背后，是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误解和献血制度的困境。
“互助献血：400cc400元，正规三甲医院，当场发放献血金……”这是南三环中路刘家窑地铁站外的一张小广告。记者打通广告上的电话，对方称，只要 是正常工作日都可以来“有偿献血”，不限血型，400毫升400元，地点在医院内，“正规采血，很安全，到五棵松地铁站打电话就行。”
以这张小广告为突破口，新京报记者历时半个月暗访追踪，一条以“互助献血”为掩护的血液非法买卖地下链条，逐渐呈现出来。
卖血者小公园“聚会”
“互助献血”广告招揽卖血者；卖血者集中后分批带往医院“交给”患者家属
10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按约定抵达五棵松地铁站，电话联系“血头”后，一名东北口音的男子出现，“叫啥名？今年多大？啥血型？”在随手拿的小本子上进行记录后，男子将记者带往复兴路北侧靠近四环的小公园内。
此时，公园内已经有十余名卖血者等候，多为20岁出头的男青年。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名“血头”，均为东北口音，一边闲聊一边打电话联系要来卖血的人。
几分钟后，一名“血头”将5名卖血者带往路对面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带记者来的男子说，“单子正在排，咱们等会过去。”
“住哪？附近有没有村子？外地打工的人多不多？”等候间隙，该男子还发展起了“下线”，并称自己在很多地方都有“下线”，如果想赚快钱可以跟着他干，“去贴小广告，每介绍来一个人给50块。”
在此期间，一名穿着破旧西装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跟“血头”寒暄起来，两人显得很熟络，“血头”将这名男子的名字和电话从小本中找出，写到当日的名单上。西装男子告诉记者，自己来了好几次了，最近是在上个月。
又等来了几名卖血者，下午2时40分左右，包括记者在内的9名卖血者被带往医院。
众人先是被领到医院门诊大楼东侧的“爱心献血屋”，那里的公共等候区里已经坐着几名卖血者，但献血点并不在这里，而是百米开外的献血中心。卖血者被带过去后，另外几名负责联系患者家属的“血头”会挑选卖血者，并介绍给患者家属。
大约10分钟后，另外一名“血头”走进来，打量了一圈后，把两名卖血者叫出屋外，介绍给一对家属模样的老夫妇。随后，“血头”对卖血者进行“培训”：“你们俩等会跟老太太进去，门口有人问就说是来互助献血的，病人叫×××，你们扮他同事。”
“血头”将患者的病情、病区床号、籍贯、单位等等信息说了一遍，叫两人记住，说完后还模拟提问。“别怕！语气硬一点”，见两人回答得磕磕巴巴，“血头” 嘱咐，这是在为医院保安的检查做准备。为了防止地下买卖血，医院献血中心门口派驻了多名保安，通过提出上述问题甄别献血者的真实身份。
等了约20分钟，记者被一名“血头”叫出。“你用手机存一下家属电话，就存武月（化名）姐”，他说，等会要趁保安盘问别人时混进去，再打家属电话。
按照指示，记者顺利进入献血中心，家属武月拿出一张献血登记表和互助献血同意书叫记者填写，“与患者关系就写朋友。”
登记表背面是25个征询献血者健康情况的问题，武月没有提问，直接代记者在每一个问题“否”的选项上打上了勾。
在此之前，武月已经试着带了两个卖血者进去，结果问题没答好，被门口的保安扣住了，她还因此跟对方吵一架，“医院没血可用，你不让我带人进去献血怎么办？”
家属的“感激”与愤怒
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互助献血；家属支付“血头”1800元买血400毫升渡过难关
“我爸爸得的是肝癌，手术已经排好了，没有血就得往后拖，肿瘤每分每秒都在长，我们总不能等死吧”，来自辽宁大连的武月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的父亲做手术 需要用800毫升血，医院申请不到血，自己在北京也没有其他亲戚朋友，只能自己献400毫升，再额外从血头处买400毫升。而这400毫升血，她要付给 “血头”1800元。
对于这些“血头”，她既“感激”又愤怒，一方面对方毕竟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父亲来京就医本来已是花钱如流水，却还要额外花一笔费用买血。
武月透露，在其父亲住院的病区，每天都有人来发卖血的小卡片，电梯广告栏的夹缝中，都能看到塞着的广告。一个在他们楼层发卡片的小伙子告诉她，医生们知道有人在卖血，但一般“不鼓励也不阻止”，患者们确实等不起。
不光北京的一些大医院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河北燕郊镇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通过“血头”才能用到血的情况更加严重。
这里是闻名全国的血液病治疗中心，有着从全国各地赶来治疗的白血病等血液病患者，相比普通的综合性医院，这家血液病专科医院的用血情况更加紧张。
去年12月，21岁的陕西人陈旺（化名）在深圳打工时，被确诊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深圳四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并不理想，经介绍于9月转至陆道培血液肿 瘤中心治疗。在来之前，深圳的医生告诉陈旺，该中心用血很紧张，要有个心理准备。为此，陈旺还在深圳申请输了两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边好申请，早上8点 去找医生，中午就能输上。”
来燕郊后，化疗使陈旺的血小板数量再次急剧下降，管床医生为他申请到了一次，再去申请，医生告诉他医院的血库已经空了，只能找人“互助献血”。陪床的母亲年事已高，不符合献血条件，他只能先扛着。
当时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小板数值已经降到了3，而正常人的该项指标在100到300之间。
10月10日凌晨，陈旺在起身上厕所时不慎跌倒，牙齿磕得晃动了，口腔里的血块止不住地往下掉。他和他的母亲都慌了，只能问病友要来“血头”的电话，花400元买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我来治病的钱都是爱心人士捐献的，这个‘血头’的要价虽然已经比别人低了一点，但还是觉得这钱花得不应该。”陈旺说，以后要用血的时候还很多，如果都要靠买血来渡过难关，真不知道能撑多久。
面对“血荒”医院无奈
血液中心难满足医院用血，缺血成常态；有的医院一年有三四个月闹“血荒”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办主任樊荣，曾是北京一家二甲医院的医务科主任，在他看来，缺血，已经是北京各大医院的常态。
他介绍，血液中心每年都会和医院签订用血计划书，会有总量的计划。但这也无法避免一些计划外的紧急用血。在北京，一些医院还有自己的采供血机构，哪怕如此，这些医院在需要紧急用血时还是会向血液中心求助。
“一般而言，临床有用血需求，医生会向医院血库写临床用血申请单，血库库存不足时，再向血液中心申请”，樊荣说，血液中心会根据库存情况进行派发，在大家都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可能会根据用血的紧急程度来决定谁优先，这时，一些慢性、消耗性用血可能就会靠后考虑。
北京某综合三甲医院血库负责人称，该医院每年闹“血荒”的时间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夏天两个月、冬天两个月，而在“血荒”严重的时候，第一位先要保证一些情况紧急的患者用血，这时，大约会有三分之一的手术患者需要互助献血。
“缺血的不只是北京，整个中国都在缺”，燕郊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童春容称，她所在的血液肿瘤中心从北京落户燕郊后，成了廊坊市血液中心的用血大户，血液中心超过一半的血都供给我们了，有时还会帮忙从外市调血，但相比需求还是远远不够。
她介绍，医院在降低输血标准后，还只有一半的病人能输上血，血小板则只能满足20%的需求，其余的部分都得由患者去自己互助献血。
“血不够用，仅有的公共血要分给谁？我们天天都在为这个事发愁。”童春容说，为了避免有人走关系，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制度，由十几名主治医生轮流分配血液，医生根据所有用血申请的轻重缓急，将有限的公共血分配下去，并且还要将分配结果公布出来，接受大家的监督。
在不少医护人员眼中，互助献血成了缺血大背景下的无奈补充，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哪怕这是一个有天然漏洞的办法：“亲友”的概念难以界定，患者找不到人互助，就只能花钱找“血头”介绍血源。
事实上，有“血头”通过互助献血卖血牟利已经不是秘密，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但却难以杜绝。一位医生说，大家都知道“血头”的存在，也都痛恨赚这种钱的人，但患者不买没办法，他们只能“眼不见心不烦”。
被“拉低”的无偿献血率
多种因素制约无偿献血；北京无偿献血率居全国前列，仍难满足巨大用血量
根据国家卫计委今年6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我国的无偿献血率为0.95%。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献血率达到1%至3%时，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献血率处于世卫组织的警戒值之下，更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4%的无偿献血率。
就北京而言，去年的常住人口无偿献血率为 1.94%，虽居全国之首，但因为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巨大的用血量下，依然存在血荒。
北大第一医院血库副主任王鹏说，外地来京就医的，很多都是地方上处理不了的疑难病，比如恶性肿瘤、血液病等等，这些病患在手术和治疗过程中的用血量也会比普通病症多，并且这些病人的数量每年还在增多。
目前，北京市无偿献血的招募模式仍以街头流动献血为主，约占总采血量的85%，单位团体无偿献血占10%，个人预约和互助献血占5%。
在用血量大的背景下，每当严寒酷暑，碰上极端天气或者占献血者相当比例的学生放假期间，出门献血的人少了，血荒的情况就尤为突出。
许多人对无偿献血有顾虑，源于“血液是身体的一部分，献血会危害身体健康”的误解，在童春容看来，目前的低献血率所造成的血荒，还与公众对慈善事业、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有很大的关系。
童春容曾任北京某三甲医院输血科的负责人，在她的印象中，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一段时间，是公众献血热情最高的时候，“那时医院的临床用血，基本不需要家属去互助”。
但之后一些慈善捐助的使用被爆出有问题后，许多人开始不愿去献爱心，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更是浇灭了一部分人的献血热情。当年的一项网上调研显示，83.8%的人表示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担心献血被牟利。
在信任危机下，一些人提出“为什么献血是无偿的，而到医院用血时却还要交费”的问题，事实上《献血法》规定，患者在医院用血时交纳的费用，是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目前，这项费用已被纳入近日新发布《中央定价目录》。
此外，流动采血车使用效率不高，也为血液中心采供血造成了障碍。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全市共设置街头流动采血点72个，但是实际上只有一半左右的采血车能正常工作。
“很多时候，受市政建设、临时活动、重大活动等因素影响，采血车只能移位”，刘江说，现在建一个街头采血点，非常麻烦。由于采血车必须要建立在人流量大 的地方，由此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难度。北京曾专门出台了一份由多部门参与制定的流动采血点设计规划，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采供血期待“透明化”
专家称解决缺血困境需修改献血制度，现行《献血法》已实施17年应与时俱进
不少专家认为，缺血困境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亟待修改的献血制度。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建议修改献血法。他提出建立血液使用阳光监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用血收费标准，同时把血站的运营情况公开，把血液到医院再到患者之间的账算明白，减少人们对血站的不信任感。
“血站应该定时向社会公布血液的去向，比如一年一共用了多少血？这之中有多少是在加工过程中的浪费？有多少在哪些医院里使用？把这些信息都集中，且在一 个载体上公布出来”，陈海啸表示，如果能够让血液采集、使用、包括用血的费用等项目透明化，公众对血液的使用就会变得放心。
还有专家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献血制度。目前，高校学生是我国无偿献血的主力军，客观上造成了每到高校放假血库就会告急的情况。
中国医师协会输血医师分会原会长刘景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全靠献血者满足不了血液需求，国家必须出台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考虑让公务员带头献血，这很可能是一个有力措施。
据了解，日本以法律形式规定，公务员每年必须献血一次，超过年龄或因病不能献血的，要到血液中心当一天负责人或组织一次献血活动。有报道称，此举使日本在1973年就实现了无偿献血完全保证全部临床医疗用血。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现行《献血法》自1998年实施，距今已有17年，有观点认为，这部不到3000字的法律对于中国血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其局限和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除了上述有关血液采集管理透明化等方面的建议，人大代表们在关于完善《献血法》的议案中，还就调整献血人群年龄段和单次采血量及献血间隔时间、取消无偿献血补贴、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全国统一方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记者 赵力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