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過去增長之所以高，是因為我們處在第二階段，工業化階段。現在是工業化階段向后工業化過渡階段，過渡的時候能保持這么高的經濟增長率嗎？不可能的。
●如果在后工業化時期中國經濟能長期保持有質量的、有效率的5%、6%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那也是不錯的，也是要經過努力，需要想盡各方面辦法。
●金融最后走到混業經營是必然的。當初討論《商業銀行法》的時候，為什么不寫上可以混業經營而非要分業經營呢？主要是因為剛開始，怕亂。如果沒有一個“防火墻”的話，這個金融危機就會到那個領域去。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日前在參加“2015第四屆金融街論壇”時就“十三五”時期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趨勢，及金融如何適應新常態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在中國經濟正邁向后工業化的階段，第三產業將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要地位，指望經濟增速重回8%以上是不可能的，而金融適應新常態需要在五方面發揮作用。
第三產業占主導是新常態下經濟主要特征
厲以寧表示，新常態大家都要適應。適應新常態，首先要求企業必須適應市場化，自己找銷路籌資金。“我們過去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并存的情況下生活、工作。我們要適應當前的新常態，必須適應市場化，對企業來說就是要自己找銷路，自己籌資金，這都是新常態中所必需的。”
厲以寧認為，適應新常態就應該適應第三產業占主要地位的國內經濟。“應該看到，最大的適應新常態是什么？是適應第三產業占主要地位，這是很重要的一條。”他說。
厲以寧指出，人類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三個時期。
第一階段是農業社會。在農業社會中，第一產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農業在GDP中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就業人數也是最多的；第二階段是工業化社會階段。第二產業占了主要地位，而且占的GDP比重最大。第三階段是后工業化社會。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第三產業占重要位置，今天在西方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占到GDP的60%—70%。中國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第三季度的公報，中國第三產業的產值首次超過了51%。就是說，一半以上已經是第三產業了，第一產業加第二產業占40%多。這個情況還要變化，第三產業將繼續發展。
厲以寧說，以第三產業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一般維持在3%左右，頂多是4%，能達到3%就很不錯了。因為第三產業占主要比重，中國今后可能要將面臨相似的情況。“中國經濟過去增長之所以高，是因為我們處在第二階段，工業化階段。現在是工業化階段向后工業化過渡階段，過渡的時候能保持這么高的經濟增長率嗎？不可能的。”
厲以寧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還跟過去一樣保持8%或者8%以上，只會產生更多的產能過剩。“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下來，能夠下到7%，下一步到6.5%，再到6%，這已經是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的過程中算高的了。如果在后工業化時期中國經濟能長期保持有質量的、有效率的5%、6%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那也是不錯的，也是要經過努力，需要想盡各方面辦法。而且與世界重要發達國家水平相比，仍然屬于比較快的。”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應該可以保持在8%以上，而且還可以在這個水平上延長很多年。厲以寧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對的，“中國經濟過去之所以有這么高的速度是因為以第二產業為主，第二產業為主可以增長這么高，第三產業為主能增長這么高嗎？”
金融適應新常態要在五方面發揮作用
厲以寧認為，經濟領域除了要適應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新常態，金融也有自己的任務，他將金融在新常態中需要發揮的作用總結為五方面：
金融的第一種作用是參與解決農村的改革問題。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村改革問題。農村改革主要是農村土地確權，土地確權以后才有農村的各種新跡象。過去很多年很多人提出農業要再合作化，但是在土地確權沒有完成的情況下，這種合作化是假的，不是真的。農民不安心，一旦土地確權完成后情況就不一樣了。
“我帶領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在浙江的杭嘉湖三個市對土地確權后的農村進行了調查。在嘉興下屬的平湖市的幾個村莊、小鎮，我們剛進村就發現地下全是紅的，放炮仗。村里人說，是為了慶祝土地確權驗收，農民情緒之高遠遠超過想象。確權以后農民為什么高興？因為他安心了。他安心以后或者從事農業，或者不從事農業，流動去從事其他商業、工業方面的活動。”厲以寧以親身經歷說明農村土地確權產生的明顯效果。
厲以寧說，土地確權后，這些地區的人均收入城鄉之比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嘉興市的匯報中看的很清楚。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以后短短的一段時間內變成1.9：1了，主要是農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農民收入為什么會增加？因為土地確權后，原來的農民可以安心地到外面去開作坊，做生意，土地可以放心流轉出去。種田還有人種，種田的是哪里人？主要是從安徽過去的。安徽因為土地確權比浙江要慢，但是隨著安徽的土地確權，農村的人口可能還要往西走。而且大量的農民務農的開始搞家庭農場，搞家庭農場也搞合作社經營，這次的合作社是入股的，農民是心甘情愿入股，當他們不到外面打工，或者家里勞動力不足的時候，還可以按股分紅。
“在嘉興看到的情況是許多農民出租房子。我們到了幾個鄉看，房子都是四層樓的住宅，我們就問了，你家里有這么多人嗎？他說家里住兩層就夠了，自己一層，老人跟孩子一層，另外兩層，第一層出租，開商店的開商店，開作坊的開作坊，他們再住第二層不就行了嗎？收入增多了。”
“土地確權之后還有一個變化，中國的耕地面積在杭嘉湖多了20%。怎么會多20%呢？我們在那里考察的時候，當地人對我們說，當初土改的時候土地就定了，后來就進行了承包，承包初期的時候要分地經營，但是土地情況不一樣，有好有壞。好土地一畝算一畝，壞土地兩畝折算一畝，經過了30年的承包，精耕細作以后土地質量都差不多了，一畝頂一畝，所以現在土地要確權了，土地就多了，這是第一個原因。”
土地增多的第二個原因是什么？就是過去農民基本上用牛耕地，土地中有田埂，現在改用拖拉機耕地就不一樣了。因為田埂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就被并到土地中了。過去量土地的時候田埂是刨掉，現在田埂算地了，土地也就增多了。
第三個原因是，當初因為要繳納農業稅，所以家家都隱瞞土地實際數量，一畝三分地的報一畝，也沒有重量的必要。這次不一樣了，土地確權是航空測量土地，所以都公布了。要想多報、少報都不可能，而且沒有人愿意少報，農民自己說，都已經不交農業稅了，少報有什么好處？而且少報土地數量，就意味著入股股本就少，所以這樣土地增了20%。
厲以寧指出，從這個情況給，金融的壓力會增加很多，因為農民現在確權以后要抵押貸款，他們的房子權證可以抵押，承包地可以抵押，宅基地可以抵押，房子也可以抵押，有了錢以后干嗎呢？有錢了以后他就變成了拖拉機戶、播種機戶，他們專門從事這些職業。這個對當前中國農村的變化，對金融的壓力來說是大的。金融一定要適應新常態，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有新的思路。
金融的第二種作用是大力建設公共投資基金。公共投資基金的屬性是混合所有制的，是城市的建設用公共投資基金的方式來解決。金融在這里可以起到作用嗎？我們考察了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是這樣的。他們的城市是靠公共投資基金籌集的資金，項目公布、賬目公開，供大家投資審查，這樣越滾越大，這對于我們來說不但可以解決城鎮化的質量問題，而且對城鎮化的速度很有用。
金融的第三種作用是鼓勵創新創業。中國經濟盡管已經進到第三產業為主的階段，但工業仍然需要發展，這種發展不是低水平重復建設，而是走創新之路，創業之路。新產品不一定真是全新的，只要功能改變了就是新的。人們現在都用手機，現在用的手機跟15年前的手機一樣嗎？不一樣。15年前的手機只有通話功能，現在有多少個功能啊，手機的功能在不斷發展，不斷增加，這就是新產品。所以說在這方面金融可以幫助創新方面起作用。
此外，金融還可以把廣大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送到資本市場去。因為資本市場是各種各樣的，應該有適合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的市場。
金融的第四種作用是鼓勵國有大企業改革。國有大企業改革之路就是混合所有制之路，走混合所有制道路就一定要有銀行的參加，也有民營企業的參加，它才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金融最后走到混業經營是必然的。當初討論《商業銀行法》的時候，為什么不寫上可以混業經營而非要分業經營呢？主要是因為剛開始，怕亂。如果沒有一個“防火墻”的話，這個金融危機就會到那個領域去。但是現在過了這么多年，將近20年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過了20年后的今天，在幫助國有企業走混合所有制道路上，銀行應該出力，而且商業銀行也是走混業經營的道路。
厲以寧認為，現在一個大問題是民營企業家有顧慮，不愿意參加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在政協組里面討論時，幾個民營企業家的發言，還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們害怕萬一將來出了什么問題會被沒完沒了的調查，比如，國有資產到底流失了多少，這個問題說不清楚。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加快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一定要先試點，有樣板，有條例，這樣大家就安心了。而且在混合所有制的發展上面，金融將發揮重要作用。”厲以寧說。
應盡早讓
地下金融走向地上陽光化
厲以寧認為，為了適應新常態，應該盡早讓地下金融走到地面上來，變成陽光下的金融。“地下金融的錢很多，我們在廣東調查，請民營企業家開座談會，他們都表示，現在企業經營困難，在銀行貸不到款，沒有辦法，只有向高利貸求助。因為銀行嫌我們規模小，沒有信用記錄等等。高利貸利息太高，即使去公安局舉報他們，民警會說你們簽訂過合同，他們是按合同辦事。所以，一定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對高利貸行為有所動作，另外鼓勵陽光金融的出現。”
厲以寧表示，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政策，在今后適應新常態的過程中一定要走這條路，逐步地把地下金融變為公開金融，地上金融。我們應該認識到，金融不是被動的，金融深化理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金融的主動性、積極性發揮出來，為金融進一步發揮作用，應該做到金融的優化管理。
(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