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

　　原標題：中財辦主任劉鶴獲中國經濟學最高獎，準確判斷經濟危機后走勢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斬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11月8日，第16屆（201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典禮在位于杭州的浙江財經大學舉行。共有3部著作和4篇論文獲獎，其中，劉鶴在2012年發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得論文獎。

　　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主辦機構——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此前設定的標準，獲獎的著作每部獎金20萬元，論文每篇10萬元。

　　劉鶴的論文寫了什么

　　作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63歲劉鶴的“特殊身份”，無疑讓他在所有獲獎者中最受關注。他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據媒體報道，“頂層設計”一詞，即出于劉鶴的構想。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發表于2012年第5期的《比較》雜志，該雜志的主編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當時劉鶴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

　　2010年，中央財辦啟動“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課題，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進行比較研究，劉鶴擔任課題組組長。論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劉鶴為執筆人。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總結出了兩次危機的5個區別點和10大共同特點，并針對中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提出了3點政策建議，包括：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扎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文章寫道。

　　“我們認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別是對2008年危機以后走勢的判斷，現在看來都是準確的，比如緩慢地復蘇、還會出現新的問題等等。文章最后得出的啟示，比如樹立底線思維方法、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等，對現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參考性意義。”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曾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采訪時說。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文稱為國內外關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討論的“一篇重要代表作”，其在頒獎詞中認為，論文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放在百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系統、全面和深刻地比較了它與1929年大危機的區別點和相同點，從技術長周期變化、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多個方面剖析了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論述了危機的再分配效應和各國實力的相對轉移，提出3點重要政策思考，不僅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現在看來也是科學和正確的。

　　李克強、周小川曾是獲獎者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由姚依林、宋平、薄一波、谷牧、張勁夫、榮毅仁、汪道涵、薛暮橋、于光遠等55人在1983年發起設立，旨在紀念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對社會主義經濟科學的重大貢獻。

　　由該基金會自1984年開始評選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每兩年舉辦一屆，意在獎勵對經濟科學做出杰出理論貢獻的經濟學家。該獎是中國經濟學領域的最高獎項，被譽為“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李克強、周小川、吳敬璉、厲以寧、樓繼偉、陳錫文、林毅夫等都曾獲獎。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注意到，第16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由29位經濟學家組成，包括白重恩、陳雨露、樊綱、李劍閣、厲以寧、劉世錦、錢穎一、汪丁丁、吳敬璉、肖夢、許成鋼、張卓元、周其仁等。

　　去年11月底前，孫冶方基金會邀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21家機構各推薦1位具有正高職稱的專家與部分評獎委員組成初選小組。今年第一季度，初選小組集中評審參選作品，并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入選作品的建議名單，供評獎委員會評審。

　　最終脫穎而出的3部著作分別是：原上海財經大學校長談敏撰寫的《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玲等人撰寫的《包容性發展與社會公平政策的選擇》、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和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陳旭東合著的《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

　　獲得論文獎的4篇論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負責人：張平，執筆：汪紅駒）的《高投資、宏觀成本與經濟增長的持續性》；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張曉波合寫的《競爭性儲蓄動機：中國持續增長的性別比例與儲蓄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和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鐘寧樺的《中國企業中的工會與工人的福利》。

　　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之前發布的公告，此次評獎對象是1979年至2014年7月底（以近兩年為主）中國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公開出版的論著。評選范圍包括理論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綜合問題的理論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與發展實踐中緊迫問題的理論研究。

　　【延伸閱讀】

　　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同與不同”

　　總的看，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之一。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危機頻繁發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其中蔓延最廣、破壞力最大的兩次，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內生矛盾積累到無法自我調節程度后的集中爆發。

　　兩次危機的區別點

　　在提煉兩次危機的共同點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兩次危機存在的巨大區別。非常明顯，兩次危機對人類社會造成災難的程度不同。從危機爆發初期的情況看，1929年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總量損失和商業破壞要大大超過本次金融危機。但本次金融危機的后續發展演變日趨復雜，美國失業率連續兩年多居高不下，持續維持在9%上下，房價仍在低位徘徊，復蘇過程曲折反復；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不斷深化，經濟社會政治產生共振，負向反饋，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提高。總的來看，這次危機盡管短期殺傷程度要輕，但調整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深度影響難以估計。歸納起來，兩次大危機有幾點主要的區別：

　　1、人口結構不同。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會產生重要的作用。大蕭條期間的人口年齡較輕，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機發生的時候，人口的年齡已大大提升，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齡因素造成勞動力的市場適應性減弱，人們更樂于維持現狀而不是變革。

　　2、技術條件不同。大蕭條發生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之后，而本次危機發生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之后，在兩次技術革命之后，人類技術進步的程度大大提高。特別是在軍事領域，核武器的發展使得主要國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鮮有國家寄希望于通過世界戰爭解決國家利益爭端。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次金融危機是在信息化技術高度發達條件下產生的，這會加重風險的擴散和共振，使這次危機的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且市場同步波動更明顯。

　　3、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進化。大蕭條后，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且日趨完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了穩定器和剎車系統。另外，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基于對上次大蕭條的認識，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都對經濟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在較短時間內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態。因此，本次危機對經濟和社會的短期損害還沒有達到上次大蕭條的程度。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框架下，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目前全球的貨幣制度以紙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替代了傳統的金本位制度，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資現象比較普遍，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單個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更加交融。雖然會有保護主義的思潮和損人不利己的種種行為出現，但是這些做法將損害本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利益，因此將是短命的。

　　5、新興國家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不同。上次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欠發達國家受到嚴重的外部震蕩，但只有消極接受的無奈，沒有力量拉動全球經濟回升。而本次危機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在發達國家內需下滑的時候，世界出現新的經濟增長發動機，這些國家的巨大需求對經濟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經濟危機可能從中心擴散到外圍，但是從外圍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

　　兩次危機的共同特點

　　通過比較研究，關于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十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

　　長周期理論認為，技術創新引起繁榮，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重大的技術革命引起大繁榮，毫無疑問也會引起大蕭條，這是歷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現。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在第二次技術革命后發生的，而這次危機則發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

　　重大的技術革命總是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程度的解放，這不但改變著生產函數和產生“毀滅”的創新效應，而且每次技術革命都對社會結構、地緣政治、國家力量對比產生深遠而根本性的影響。如果生產關系調整滯后于技術創新后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調整滯后于經濟基礎變化，潛在的危機風險必然加大。

　　其警世意義在于，今后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后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系。十分明顯的是，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制造業的衰落，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已經無法適應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過度負債的經濟模式已經充滿風險。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系。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

　　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社會心態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寬松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杠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

　　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后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同時，在市場大幅波動中獲益是大金融資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沖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后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占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摘自《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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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經濟學大師孫冶方

　　孫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蘇無錫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經濟學，畢業后留校擔任政治經濟學課程翻譯。1930年回國，不久進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在陳翰笙博士帶領下從事農村經濟研究，是中國左翼經濟學研究團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重要成員。抗戰爆發后，在華中局黨校等機構擔任教職。

　　1949年后，孫冶方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兼上海財經學院院長。1954年調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參與創建新中國的統計核算體系。1957年后，出任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推動經濟研究與經濟工作的密切結合，積極引進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營造寬松的研究環境，主持兩周一次的經濟問題研究座談會，是經濟學界杰出的學術領導人之一。

　　從1956年下半年起，孫冶方深感斯大林體系所存在的內在缺陷，撰寫了《把計劃和統計工作建立在價值規律基礎上》、《從“總產值”說起》、《關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財經體制問題》等著名論文和報告，從市場社會主義的角度對這套體制提出了系統的改革思想。這些思想對當時中國經濟界和學術界均產生重要影響。

　　孫冶方的開拓性研究在前期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論。但是到1964年以后，在當時嚴酷的政治背景下，他被指責為“中國經濟學界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橫遭政治批判，文革期間更是入獄7年。在獄中，他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學術信念，撰寫了《我與經濟學界一些人的爭論》長文，默記《社會主義經濟論》“腹稿”85遍。獲釋出獄時，直言自己“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孫冶方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在重病在身的情況下，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病痛，起草《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并發表了22篇論文，積極推動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

　　孫冶方為推動中國學術進步和制度變革所做出的努力贏得國人極大的尊敬。他敬畏規律、守護真理的理論勇氣，求真務實、嚴謹精慎的學術精神，仗義執言、勇于擔當的剛毅品質，存同求異、寬厚包容的博大胸懷，淡泊名利、樸實無華的人格風貌，堪稱學界楷模。

　　1983年2月22日，一代經濟學大師孫冶方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