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兩國合作正在突破傳統模式，尋找合作模式的創新。因此，要重點推動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與韓國“創造型經濟”、“中國制造2025”與韓國“制造業革新3.0”、兩國開拓第三方市場政策、中國“一帶一路”與韓國“歐亞倡議”四項發展戰略實現對接
中韓兩國都人氣極高的中國游泳運動員寧澤濤對韓國的泡菜和炒年糕情有獨鐘，“喜歡那種辣辣的味道”。
11月初，在首爾舉行的2015年中韓青年領導者論壇期間，寧澤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主辦方特意為他們安排品嘗了韓國特色的“石鍋拌飯”和“參雞湯”。
“韓國泡菜”和“參雞湯”是韓國飲食的驕傲，但多年來，由于衛生標準和檢疫標準問題，一直苦于無法打開中國市場大門。
這樣看似市井的餐桌小事，也成為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韓國期間討論的議題。
出訪前，李克強在韓國《朝鮮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及，“我們經過努力，解決了韓國泡菜和參雞湯輸華的技術性問題，這些地道的韓國特色佳肴將擺上更多中國百姓的餐桌。”
一菜一湯的小事背后，其實是一個事關幾千億美元的大市場。中韓貿易額在過去二十多年間增長了60倍，已達到近3000億美元；人員往來突破每年1000萬人次；每周有1000多個航班穿梭于中韓之間。
不久之后將要生效的中韓自貿協定，將為這個正在快速升溫的市場再添一把旺火。對于此前頗多曲折的中日韓自貿談判，11月1日李克強在出席韓國首爾舉行的第五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上，以“石鍋拌飯”妙喻三國合作，“拌飯中雖然包含不同食材，但可以合作，和諧共生。”
FTA驅動合作創新
隨著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韓，中韓自貿區再次成為關注焦點。
2015年6月1日，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和韓國通商產業資源部部長尹相直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首爾正式簽署了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根據已達成的協議，韓國和中國將在20年內分別取消中國輸韓國92%的產品和韓國輸中國91%產品的關稅，協議包含22個方面，其中包括金融和電子商務，這是中國首次在FTA協議中將金融、電信和電子商務包含在內。
中韓FTA是中國第十三個國際間FTA協定，也是中國迄今為止，涉及國別貿易額最大、領域范圍最全面的自貿協定。
“在達成自貿協定之前，中韓之間本身已經存在非常緊密的貨物貿易和產業合作。”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中韓達成高標準自貿協定的一個重要前提，除了商品進出口，中韓的產業合作日漸緊密，相互依存度也在逐步提高，很多領域已經出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勢。
“在此基礎上，雙方需要進一步加強產業合作，尤其是通過產業合作進行資源的跨國優化配置。”白明說。
在他看來，互相降低貿易門檻，對雙方產業而言未必是沖擊，而會是利好，“韓國在中國投資了很多產業，這些產業進口原材料的門檻如果降低，韓國企業本身也會從中受益。”
從韓國國內看，韓國中小型公司對FTA寄托了很大期望，希望能促進服裝、家電、化妝品、食品等對華出口，扭轉目前中韓貿易大企業一枝獨秀的局面。
10月31日，在首爾舉行的“中國日”活動現場，許多韓國中小企業也參加了展覽，希望尋求更多的中國合作伙伴。“韓國市場已經嚴重飽和了，幾乎每個行業都一樣，必須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韓國一家美容品牌海外事業部負責人金泰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家品牌在韓國已經有100多個加盟店，但已經很難再開拓國內市場，“而在中國大陸，類似的美容品牌可以開到2000多家門店”。
“如果沒有中國這么大的市場，對很多韓國企業來說，幾乎就意味著生存問題。”韓國全亞洲房地產投資中心代表理事樸廷權在出席韓國經濟界歡迎李克強總理的午餐會上，對《中國新聞周刊》如此表述他理解中的FTA。他20多年前就來到中國工作，目睹中國發生的變化，“20年前，中國生產成本很低，韓國企業可以通過向中國產業轉移來獲利，但現在中國生產成本在上升，制造能力也大大加強，韓國不能再走老路了。”
除了貨物貿易，發展服務貿易和投資也是以FTA談判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化的典型特征。
11月1日，李克強總理在首爾出席了韓國經濟界歡迎午餐會，并發表主旨演講。他向在場的數百位韓國工商界人士再次傳遞了這樣一個明確信號，中方首次承諾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開展服務貿易和投資談判，特別是在金融、電信服務等領域的規則設置上，超過了與其他國家自貿協定的承諾水平。“預計兩國間將形成一個低關稅、規模達到約12萬億美元的共同市場，這必將為中韓企業創造巨大商機。”
在韓國《東亞日報》編輯副局長河宗大看來，其實在沒有FTA之前，中韓之間的貿易額也在逐年增長，如果僅從貿易角度看FTA似乎意義不顯著，但其實不然。“達成FTA帶來的一個最顯著變化，是兩國將變成一個開放性的市場，韓國企業進入中國會更加容易，而中國也能通過韓國符合世界標準的制度安排，一起共同開拓第三方的世界市場。”
河宗大曾作為《東亞日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在中國生活過三年，同時又在《東亞日報》發起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對中韓問題有獨特的觀察視角。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通過FTA的進一步深化合作，中韓未來將在更廣泛領域內產生非常大的合作空間。
在FTA的基礎上，創新合作模式，成為中韓之間面向未來的新選擇，也成為此次李克強總理訪韓期間兩國高層的主要關切點。在對韓國經濟界人士的主旨演講中，李克強分析了中韓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巨大空間。
他表示，當前世界經貿額增速回落，包括韓國企業在內，訂單普遍下降。但很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進程需要加快。中國有相對富裕的產能，處在產業鏈中端，而韓國在一些高端技術研發設計方面有優勢，如果中韓企業結合起來，共同生產，開辟的就不僅是中國內部的大市場，而且可以開辟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第三方國際市場。
事實上，在兩年多的談判過程中，雙方也在一些問題上反復拉鋸。韓國一方面希望通過FTA獲得更多中國市場份額，另一方面又唯恐FTA讓更多中國產品進入素以封閉著稱的韓國市場。不過，韓國對華出口的下滑讓許多企業和決策者意識到，繼續通過拖延FTA來維系中國市場占有率，已越來越得不償失，與其這樣“對耗”，還不如通過FTA讓中韓兩大經濟體“結伴出海”，共同爭奪第三地出口份額。
韓國的高技術、高標準加上中國的制造能力，成為中韓兩國“組合拳”的新模式。“中韓FTA即將生效，韓國可以注重技術密集型企業，如生物、醫藥、服務、農業等領域和中國的合作，會成為兩國合作的新動力。”在現場聽完李克強總理的演講，韓中經濟協會會長具天書頗有感觸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韓國的眾多產業在近年來開始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中國憑借政府井井有條的推動力和強大的人才優勢，在手機、鋼鐵、造船領域已經具備相當實力，而韓國產業則面臨核心人才逐漸消失等危機。
在他看來，競爭不可避免，但要改變把競爭看做威脅的觀點，“中韓已經打造了經濟合作框架的中韓FTA，雙方要拋開所謂的‘威脅論’，把‘威脅’轉換成共同發展的機會”。
在狹義的自由貿易之外，中韓兩國合作正在突破傳統模式，尋找合作模式的創新。在與韓國總統樸槿惠舉行會談時，李克強提出，要重點推動中國“一帶一路”與韓國“歐亞倡議”、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與韓國“創造型經濟”、“中國制造2025”與韓國“制造業革新3.0”、兩國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這四項發展戰略實現對接。
自貿協定的亞洲模式
在韓國首爾，商業最繁華的明洞地區，是觀察中日韓東北亞三國關系變化的一個樣本。
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明洞一直被視為是日本游客的天下，日文招牌、日文廣告隨處可見。從2012年開始，不過兩三年的時間，明洞儼然已被中國游客“占領”。走在大街上隨處可聽見中文，各種服裝店、化妝品店均有中文導購，小吃鋪、餐廳中也提供中韓雙語菜單。
這種明顯的冷熱轉換，從大背景上看，與2012年韓日關系及中日關系相繼惡化有關。韓國時任總統李明博在2012年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導致日韓關系冰封。隨后，日本政府不顧中方一再強烈反對和嚴正抗議，強行推進釣魚島“國有化”進程，導演了“購島事件”，也令中日關系降至冰點。
據韓國旅游發展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的前9個月，訪韓日本游客累計為174萬人次，同比減少15.7%。而在2009年時，訪韓日本游客首次突破300萬人次，達到305萬人次，2012年創下352萬人次的最高紀錄。
2009年之前，在明洞地區最著名的樂天百貨商店總店的外籍顧客中，日本顧客的比重一直維持在70%左右，但近來逐年下降。樂天免稅店中，日本顧客的消費從2011年的30%下降至2012年的25%和2013年的15%，2014年進一步縮水至不足10%。
取而代之的是中韓關系在近三年里快速升溫和中國顧客的激增。在樂天百貨商店總店的整體銷售額中，中國游客消費總額所占比重由2012年的5.1%激增到2014年的17.2%，中國顧客比重超過80%。樂天百貨甚至推出了很多專為中國顧客而設的服務項目，比如便捷的中文服務和中國人導購，甚至有中國人專用的二維碼服務，只需智能手機掃一下，各種指示牌的中文說明便會出現。
中韓FTA也在這種大背景下順水推舟達成了。“中韓FTA能快速達成有一個現實條件，在中日韓三方比較難談的時候，中國選擇經濟融合度相對更高的韓國合作先談對雙方都更有利。”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從外部來看，彼時美國主導的TPP談判正熱火朝天，當時提出2013年達成協議的預期，“外部也有壓力，中國此時需要達成一個樣板來表明，未來中國是否能進一步開放？”
從國內因素看，從2013年上海自貿區設立開始，中國已經通過試驗田的方式探索新一輪全面對外開放。“外部有壓力，內部也有這個需要，這是中韓之間能簽訂一個高水平、相對全面的自貿協定的前提。”陳鳳英說，不僅中韓之間，在2015年初簽訂的中澳自貿協定也比較全面，是比較理想的自貿協定，“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全球化的布局，這種布局可以從雙邊和區域開始。”
中韓自貿協定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共17個領域，包含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環境等內容。不過，在制造業方面，汽車和零部件未被列入關稅減讓對象或中長期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對象。在農水產領域，大米、辣椒、大蒜以及魷魚、帶魚等20種水產品目未被列入關稅減讓對象。
汽車之所沒有列入關稅減讓對象，主要原因是中國仍從韓國大量進口汽車零部件，而韓國很少從中國進口。在汽車貿易方面，中國存在貿易逆差。而韓國的大米等農水產品未列入關稅減讓清單，也是為了保護韓國的相關產業。
“談判最后，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保護自己的利益，中韓也不例外。”陳鳳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亞洲的模式往往是協商辦事，比如東盟模式，10+1模式，包括未來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即“10+6”)模式，可能都會有“例外項目”。
在她看來，美國主導的TPP也并非完全按照此前想象來設置，“原來是不設例外和時間表，直接完全開放，但后來也設置了20年的過渡時間。像美國那種強勢的開放模式，在亞洲可能行不通。”
一般FTA談判都會涉及很多例外，包括產品和服務的例外，而TPP協議在這方面比較激進，試圖打破傳統FTA模式創立新模式，制定高標準的貿易協議。
“亞洲有自己的亞洲特色，有點例外不是壞事。”陳鳳英認為，對于亞洲國家而言，例外可能是一種常態，因為很多國家的發展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完全采用一個模式不一定可取，反而可能會因小失大，甚至會影響到某國是否簽約的決心，“類似中澳，中韓的這種FTA模式可能會更適合亞洲國家。”
在她看來，中韓FTA模式即便不能說是“樣板”，但至少為RCEP提供了借鑒和參照。“原來的協議都是按照東盟模式，有例外和敏感項目，設立長時間的過渡安排。但未來需要更大的開放，例外和敏感需要減少，尤其是涉及服務貿易和投資的負面清單，應該越來越少。”
她認為，“亞洲未來的模式中，一定是有例外和妥協的，但一定要記住，不要太多”。這種尋求更大程度和全方位開放，同時在小范圍領域允許保留和妥協的方式，被陳鳳英視為未來的“亞洲模式”。“新一輪的全球化已經開始，如果說中國是搭了上一輪全球化的便車，這一輪則需要中國在制度上發揮引導性作用”。
舊鄰居，新三國
在李克強總理訪韓之前，外界普遍預期，沉睡三年的中日韓領導人會晤機制重新激活，或將給久拖不決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帶來一線曙光。
自2012年11月中日韓FTA談判正式啟動以來，東北亞的三個重要國家，迄今已進行到八輪談判，第九輪談判將于12月在日本舉行。幾年時間里，談判進展不順，本擬于2014年底就完成的談判進程，一直拖到現在也未能達成。
東北亞最重要的三個國家之間的經濟整合，一直頗受全球關注。統計數據顯示，三國人口總數占世界的20%左右，經濟總量占世界的21.9%、亞洲的70%，外匯儲備占世界的47%，對外貿易總額和對外投資總額均占世界的20%。這三個國家如果能形成FTA，將出現一個人口超過15億、經濟規模超過15萬億美元的大市場，不僅會在此基礎上推動整個東亞區域形成FTA，也會影響全球的貿易自由化格局。
如此之大的市場，在白明看來，目前卻缺少一個像模像樣的自由貿易制度安排，中國、日本和韓國更多在唱“獨角戲”，而不是同臺戲。三國各自在“得寸”，卻沒有實現真正的“進尺”，導致東北亞三國間的貿易潛力并未真正發揮。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5年前三季度中國與日本的雙邊貿易額下降11%，其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9.5%和12.3%。中國與韓國貿易同比下降6.2%，其中，進口下降9.5%，出口也僅增長0.2%。相比之下，韓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出現下降更早。據韓國海關統計，2014年韓國對日出口下降7%，從日進口下降10.4%，這已是韓日兩國貿易連續第三年下滑。
“中日韓三國如果再不抓緊搭建貿易制度平臺，三國之間的貿易引擎早晚會冷卻。”白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等鄰國之間的區域合作安排不同，中日韓三國的現狀有些“舍近求遠”。
目前，中國已經與2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4份自貿協定，韓國也至少與47個國家保持著自由貿易關系，而日本除了與東盟之間的10+1自貿協定外，還與美國等12個國家就建立TPP達成共識。但令人遺憾的是，中日韓三方之間的自貿協定始終無法達成。
在受訪專家看來，談判無法推進有多方面原因，地緣政治和歷史問題是最明顯的因素。
中日、韓日就歷史和領土問題出現大量摩擦，導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機制于2012年5月中斷。沒有三國最高層的良性互動，自貿協定自然是談不下來。
在近幾年時間里，對于建立中日韓自貿區，三國的心態各不相同。總體而言，中韓比較積極，日本的推進意愿則受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的影響。
“日本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重要盟國，可能會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如果中日韓變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這并不是美國希望看到的。”河宗大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中日韓自貿協定對三方都是有益的，這點彼此都很清楚，“但由于有美國因素的影響，因此目前出現了很奇怪的態度”。
事實上，韓國也無法完全忽視美國因素的影響。在中韓青年領導者論壇上，韓國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樸憲柱教授提出，如果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總是處于對峙和競爭狀態，韓國就會夾在其中左右為難，“只有中美的大國關系保持穩定和合作，韓國才能從中受益”。
“日本前段時間一直在左顧右盼，而且對TPP‘入戲太深’。”白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韓自貿協定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簽署，對于日本來說自然會帶來壓力。相比之下，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市場，日本曾經從中國市場獲得許多發展機會，而未來中國市場的成長空間更為巨大，“相信日本也不愿求遠舍近，而是想‘遠近通吃’。”
在陳鳳英看來，盡管日本已經加入TPP，但TPP對于日本的意義主要不是市場，而是規則，規則透明度是TPP談判的優先點。“TPP成員國中主要國家的出口市場都在亞洲國家，尤其在中國，他們已經完全看好了這個市場。他們在做的，是制定好規則以后，來到中國要市場。”
近來外界對日本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意愿也多有懷疑，其根據就是日本經濟界10月26日與韓方舉行會議時，一致呼吁韓國早日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而不提中日韓自貿區。
不過，陳鳳英對此有不同看法。在她看來，到了2015年，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TPP談判達成，日本松了一口氣，從更現實的角度看，日本需要挽回一度失去的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推進新一輪的開放倒逼改革。而對韓國而言，盡管開放會有競爭，但外向型經濟的特點決定了韓國只有開放才能生存和受益。“現在的情況和前幾年不可同日而語，應該說三方都有這個愿望，一拍即合。大家走了一圈，累了，再次坐下來，重新跟鄰居來談，就像李克強總理所言，鄰居是不能選擇的。”
李克強總理在訪韓的多個場合演講中都提到，三國應相互擴大市場開放，營造自由便利的貿易環境。三國在此次三方會談之后發表的《關于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聯合宣言》中已明確表示，將進一步努力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最終締結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貿協定。
在此次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期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多次傳遞出推進三國自貿區建設的信號。在三國領導人共同會見記者時，他說，應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進一步推動三國和東亞區域合作。在隨后的中日韓工商峰會上，安倍再度表示，三國應在簽署投資協定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自貿區談判，進一步促進地區貿易、投資和互聯互通，發揮三國合作對亞洲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
即將生效的中韓自貿協定，加上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在中斷三年后重啟高層會晤機制，讓各界都普遍充滿預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或將融冰和加速。
此外，根據媒體報道，盡管談判內容和進程并未公開，但RCEP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在一些研究者看來，由于RCEP的范圍內包含有日本，如果RCEP有望在年底前達成，也為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推進創造了條件。
不過，對于“東亞經濟共同體”或者“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概念和遠景，受訪專家普遍認為，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很難達到類似歐盟這樣的程度。“經濟合作走到極致之后，需要很多制度性的安排，包括稅制和政治制度。”陳鳳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東亞地區尤其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未來的主導模式可能還是“亞洲模式”，其特點是相對松散、自主，“主要是在關稅貿易、投資便利、人員往來、人文交流方面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