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大梅沙論壇開幕
政學大咖縱論中國創新發展
【香港商報網訊】由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二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昨日在深圳大梅沙京基喜來登酒店揭幕。來自海外及國內各路重量級嘉賓圍繞「新常態與制度創新」主題，展開智慧交鋒和腦力激盪，奉上一場名副其實的思想盛宴。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原委員李鐵映，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厲有為出席會議。歐盟委員會原主席巴羅佐，諾貝爾物理學獲獎者、美國能源部原部長朱棣文，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厲以寧，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等作了精彩主旨演講。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伍敬斌 蔡易成
巴羅佐：「一帶一路」構思世界發展
在昨日上午的開幕式演講中，歐盟委員會原主席、葡萄牙原總理巴羅佐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一帶一路」的構想所帶來的未來發展機會，不僅僅是對於中國的，也是對於歐洲以及整個世界的。
歐盟能讓敵對國變成不可分割的整體，巴羅佐相信「一帶一路」亦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於投資貿易的構想，它還考慮到其他的一些國家之間的互聯。這是一個能夠帶來更多貿易機會、更加開放的經濟發展空間、更多基礎設施建立機會的構想，是歐洲大陸和亞洲大陸共同聯繫的一個構想。中國和歐盟所代表的是整個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兩個區域，對於中國和歐洲來說，相互之間的合作帶來的發展潜力是非常大的。當然，這個構想不可能解決歐洲、亞洲或者中國的所有問題，但隨著變革與「一帶一路」的發展，人們會有更多的信心去應對現時面對的金融危機，也會更有信心去解決在中國、在歐洲所面對的諸多難題。
在演講后的采訪中，巴羅佐表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正在進行著重要的變革，雖然中國還沒有完全實現自由經濟體制，但也并不意味著歐盟不能與中國展開經濟合作。談到外界對中國經濟的擔憂時，他強調對中國經濟持非常樂觀的態度。
厲以寧：中國有能力穩定增長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演講中表示，近來外界對中國經濟不太看好，9月份一個投資銀行對全球716個機構投資者作出調查，調查顯示超過40%的投資者認為，未來12個月金融市場最大的風險是來自中國及其他的新興國家投資或增長的放緩。有超過40%的投資者認為中國是未來12個月最有可能發生經濟發展低於預期的國家。有些經濟學家甚至預測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在4%左右。
對此，厲以寧表示，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繼續推進工業化，大力發展農業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的差距的同時，通過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技術創新，中國GDP保持6%至7%增長率是可以做到的。
今年統計局第三季度公布的數字很值得關注的是，第三產業的產值在中國的GDP中已經占到了51%，表明中國進入到工業化向后工業化時代的過渡期，也就是進入到后工業時代的初期。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
所以，厲以寧表示，尽管中國第三產業占到51%，以后還會陸續增加，但是不要忘記中國的工業化階段并沒有完成，要繼續實行工業化，尤其是制造業。
厲以寧認為，在新常態之下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要繼續實行工業化，讓高端的制造業發展起來，要扶貧開發，讓農民既把經濟搞得更好，而且環境也能夠不斷提高。這里關鍵還是要轉變發展方式。目前整個經濟實際上已經開始向后工業化在轉變了。維持高增長不符合經濟規律，GDP增速現在保持6%至7%，將來基礎更紮實，即使在5%到6%之間也可以。
梁錦松：深港創新合作可期
南豐集團行政總裁、香港特區政府原財政司長梁錦松在午后的經濟學家論壇中亦表示，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擔心有一定道理。主要因為人口老齡化、高杠杆以及產能過剩的困擾。不過，他表示，短期中國經濟確實面臨下行壓力，但政府正在很努力地改革與創新，加上中國經濟本身具備很強的抗風險能力以及增長活力，因此仍看好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
梁錦松還提到，香港與深圳的合作或能夠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我希望香港和深圳兩地加強創新上面的合作，如果我們把香港制度上的優勢和深圳現有的制造能力、創新能力合起來，我們的競爭力完全可以與美國的灣區媲美。」他表示。
尹中卿：建議合併「一行三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演講中指出，面對金融跨界融合的趨勢，迫切需要改革監管框架。他建議，在適當的時候由國務院總理或者是主管金融的副總理來擔任由人民銀行牽頭，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參加的金融監管協調部級聯席會議的主席，將成員單位同時擴大到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待條件成熟之后，建議把「一行三會」合併，設立中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者是隸屬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實現金融業的統一綜合監管。因為原有的監管框架已無法適應金融業的發展潮流。當然這種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尹中卿認為，從全國層面來說，當務之急還是要充分發揮由人民銀行牽頭，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參加的金融監管協調部級聯席會議的作用。
另外，完善金融監管模式，是確保金融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尹中卿認為，未來的金融監管機制應從機構監管轉向功能監管。隨著金融業務跨界日益模糊，以及不同金融機構功能一體化，這就需要從原來的按機構分門別類進行監管，轉向了對不同的機構進行功能監管，實行跨產品、跨行業、跨市場的監管。在此基礎上，還應改變監管重心，從合規監管轉向風險監管，以適應日新月异的金融創新。
林毅夫：緩周期措施穩經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論壇上表示，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除了「4萬億」后遺症，本身經濟結構并非完美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外部性的原因包括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完全的恢復，導致中國對外出口下降。
同樣受國際經濟危機影響，所有不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但是未見成效，因此在如果沒有新的反周期穩增長的措施，經濟增長會放緩。
經濟結構性問題可以改，周期性問題也可以通過緩周期措施來穩定經濟。林毅夫認為，一方面要堅定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但是在面臨共同的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之下，必要的穩增長措施還是需要的。這樣，結構性改革才能營造比較寬松的環境。而且結構性改革，也要很多改革短期跟長期都能增加需求，這樣的結構性改革當然可以提前來做，比如對企業的減稅、從一孩到二孩的政策，這樣短期都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來說對經濟也會有增長，這個要確實加大力度來做。但是有些結構性的措施，短期是抑制消費，也可能增加風險，那這種結構性改革措施就應該審時度勢，并不是說不應該改，是要做好準備再來改，而且要找比較好的時間點來改。
政府應該以基礎設施的建設為緩周期的措施。基礎設施的投資，首先對於產業升級，技術方面的投資，當然更大的責任是在於民間的企業。所以政府穩增長的措施更多是要放在基礎設施上。
樊綱：須警惕政府不作為
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則在演講中指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產能過剩與通貨緊縮。其強調，目前的經濟困境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濟過熱造成的。對於政府的宏觀調控，樊綱持積極態度，「緊急情况下，動用一些行政手段也是必要的。經濟過冷了，政府該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氣壯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過熱的時候及時推出抑制行為。過冷的時候，當其他經濟主體都不投資的時候，政府也不必羞答答地覺得自己投資就不好」。
樊綱稱，政府不作為也是當下的一個問題，「自己的項目都不投了，政府儲蓄大幅度增長。2012年至2014年，政府新增儲蓄相當於GDP的3%到4%，這些要都花出去，0.3%、0.4%的GDP增長總應該是有的吧」。
對於結構調整，樊綱稱，要是認識到積極作用。在其看來，「調整」促進了企業的優勝劣汰。「從長期來看，如果我們的潜力能夠充分發揮，中國經濟再有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正常的高增長仍然是可能的，我們應該保有充分的信心」，樊綱表示。
華生:國企改革管好資本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在論壇中表示，國資國企改革已到一個必須決定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關鍵時刻。因為國有企業占半壁江山，而且關鍵性領域都是國有企業控制，國企能不能改好，決定了下一步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如何探索國企改革的道路確實是目前面臨的重大挑戰。
在華生看來，過去30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探索至今仍未完成，下一步改革究竟往什麼方向走，最根本問題還是要回答中國究竟是走政企分開的道路還是走政企合一的道路。中國政府在同一個文件里也可以看到這兩種思路的不同表達。如果選擇自相矛盾的兩個方向的路，這是沒法走的。
一方面中國強調堅持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但在國家控股的國有企業怎麼實現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這是迄今并沒有解決的問題。中國之所以改革30多年還在這談國企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中國政府一直在政企分開和政企合一之間來回徘徊、動搖、搖擺，這是國企改革不能深入的根本原因。
最新的國務院關於國企改革提出了以管資本為主作為改革的方向是非常大的突破，真正能夠堅持以管資本來推動我們的國資國企改革，這個路就可以走出來。但是以管資本為主跟國企目前的管理狀態尚有非常重大的距離。怎樣實現從管人為主、管干部為主，真正轉到管資本為主，這是國企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
在資本形態上對於中國各類資本，包括國有資本「走出去」，對於打破別人對中國的封鎖，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國企國資改革經過30多年，現在確實是到了一個選擇方向的時候。不是簡單的把所有企業都私有化，而是究竟是走管資本為主的道路，還是以管人、管干部為主的道路。
張軍:人行幣策宜更寬松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午后的論壇上談到中國貨幣政策的選擇。在中國經濟下行，加快推進結構改革之時，現時人行的貨幣政策表現較為謹慎，幣策在目前狀况下依然保持所謂觀望和中立，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總需求。
他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從2012年以后持續的低於8%，到前不久公布的三季度只有6.9%，實際的數字也許更低，這樣一個深度的下行，不能說完全是結構問題導致，在這個上面貨幣政策是要承擔相當的責任的。現在就是中國好的企業依然面臨生存的問題，現在已經是流動性嚴重的短缺。中國經濟現在的狀况很像他曾經在文章里面提到過的債務通縮問題，這是中國經濟今天面臨非常嚴重的通貨緊縮的問題。
他同時認為，結構轉型還是需要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從根本上講，中國經濟未來的持續發展是需要推進結構改革，體制的改革是非常重要，但是結構的改革，短期是會產生緊縮效應的。當經濟下行到今天已經明顯低於潜在增長力的時候，這種情况之下如果僅僅依賴結構改革，或者結構轉型，不僅不能夠把經濟恢復到它的潜在增長的軌道，而且會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壓力。
他指出，在過去10多年以來，人民銀行其實已經掌握了許許多多很創新的工具，人行完全可能動用工具箱里面更創新的工具，來精準地支持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結構的改革，而不是閉著眼睛放水的傳統做法。在此情况下，人行需要把所謂中性的貨幣政策要調整到不僅對中長期結構轉型有重要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有助於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能夠走出再通縮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