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接連不斷的恐怖襲擊，讓整個世界格局發生微妙變化。俄羅斯反恐戰機，在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上空，被土耳其戰機以入侵土耳其領空為由擊落。隨后俄羅斯怒稱，土耳其和IS是一伙的；土耳其則委屈表示，俄羅斯這不是反恐，是在炸我們的親人。美國方面趕緊撇清關系，這與我無關，美國及北約支持土耳其維護主權……誰也無法知曉，這場由安理會一致通過的反恐行動，會以什么樣的結果收場。

　　局部戰火時而緊張時而緩和的時候，羅思義賜稿觀察者網，文中歷數以往中東戰爭，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從本世紀初美國發起伊拉克戰爭開始，到北約轟炸敘利亞，為什么恐怖分子“越戰越勇”？美國該為今天恐怖主義的猖獗負責嗎？對這位英國左派老友的觀點，我們兼聽則明，正如文末所說，中國或許能從美國的策略中有所收獲。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馬力譯、楊晗軼校。】

　　G20峰會會議間隙，奧巴馬與普京探討反恐議題。

　　在巴黎、馬里發生可怕恐襲之前，美國反恐戰爭的具體目標，就是打敗伊斯蘭恐怖主義和圣戰主義。但是事實告訴我們，每次美國及其盟友們發動中東戰爭，隨之而來的卻是圣戰主義的強化，而非削弱。我們不妨逐一梳理一下：

　　-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基地組織、“伊斯蘭國”之類的勢力尚未形成氣候，而今天“伊斯蘭國”已經控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區。

　　-2011年北約轟炸利比亞之前，“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在利比亞是邊緣化的，現在他們已經控制了利比亞的大半領土。

　　-圣戰分子們不只占領了利比亞的大半領土，這種占領還便于他們將武器輸送給圣戰組織，例如尼日利亞的博科圣地（意為“西方教育的罪惡”）、索馬里和肯尼亞的青年黨、伊斯蘭馬格利布地區（觀察者網注：即非洲西北部一帶）的基地組織，以及馬里的“哨兵”組織，武器供給使這些這些激進武裝力量如虎添翼。

　　-在原來的阿薩德政權時期，圣戰力量在敘利亞并不成氣候，而現在有充分證據表明美國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和土耳其曾積極支持“伊斯蘭國”，圣戰組織現在已經控制了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

　　當美國政策的現實結果（強化了圣戰分子的力量）與美國聲稱的目標（消滅圣戰分子）相差如此之大，而且這種現象反復出現，我們有必要細究這一切，而且要搞清楚到底在發生什么。有一個詞叫“行勝于言”，面對美國“反恐戰爭”的虛幻，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

　　這一切的邏輯起點是圣戰組織在阿富汗的緣起。在一次對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1979年阿富汗戰爭初期時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采訪中，他清晰地解釋了美國的政策。從這段談話中，我們能夠知道當代圣戰主義誕生的準確時間——這要追溯到1979年7月3日卡特總統所做的一項秘密指示。

　　鑒于內容的重要性以及布熱津斯基親歷者的身份，有必要將談話詳細引述于此。該訪談摘自1998年1月15-21日的法國《新觀察家》周刊。

　　提問：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主管羅伯特·蓋茨在回憶錄中提到，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六個月，美國情報機構開始資助阿富汗境內的穆斯林游擊隊。而在這段時期，您曾是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您在其中扮演過某種角色，對嗎？

　　布熱津斯基：是的。根據官方的口徑，中央情報局對穆斯林游擊隊的資助始于1980年，也就是在1979年12月24日蘇軍入侵阿富汗之后。但最近解密的文件顯示，實際的情況完全相反：的確，1979年7月3日卡特總統第一次簽署命令，秘密支持喀布爾親蘇政權的反對派，在那當天我就向總統指出，這項資助將引發蘇聯軍隊的干涉。

　　提問：雖然有上述風險，您還是支持這項秘密計劃的。也許您自己也很希望把蘇聯拖入戰爭吧？

　　布熱津斯基：并非如此。我們并沒有推動俄國人去干涉，但是我們很清楚地增加了他們進行干涉的可能性。

　　提問：蘇聯人為自己的干涉辯護稱，他們如此行動是為了抵制美國在阿富汗的秘密滲透，當時人們并不相信。然而現在他們的話有了事實依據，您一點都沒有悔意嗎？

　　布熱津斯基：后悔什么？那項秘密行動是個好主意，它將俄國人拖入了阿富汗的戰爭陷阱，我有什么好后悔的？蘇軍正式跨越邊境參戰的那天，我曾給總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們現在有機會送給蘇聯一個屬于他們的“越南戰爭”了。確實，在隨后的十年里，莫斯科都不得不打一場他們負擔不起的戰爭，這削弱了他們的士氣并最終引發了蘇維埃帝國的解體。

　　布熱津斯基（左）與總統卡特、國務卿瓦斯（右），攝于1977年。

　　隨后布熱津斯基闡述了美國對圣戰主義的態度。

　　提問：你們曾支持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把武器和經驗傳授給未來的恐怖分子，對此您也毫無悔意嗎？

　　布熱津斯基：對于世界歷史來說，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是塔利班還是蘇聯的垮臺？是一些受到鼓動的穆斯林還是中歐的解放、冷戰的結束呢？

　　本·拉登曾經是“自由戰士”

　　請注意，布熱津斯基的邏輯非常清晰。對于美國來說，面對伊斯蘭圣戰者、塔利班和一些“被煽動的穆斯林們”，這樣的局面要遠遠好于面對一個敵對的國家。這種現實主義的政治邏輯不僅適用于蘇聯，也適用于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卡扎菲的利比亞以及阿薩德的敘利亞，現在“行勝于言”這個詞已經得到了完美的注解。

　　伊拉克這個國家在2003年的入侵中已經被摧毀，這導致了入侵前毫無影響的“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迅速壯大。而利比亞被北約的空襲毀滅了，“伊斯蘭國”在該國也經歷了同樣的發展過程，如今“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壯大也是如此。“被煽動的穆斯林們”、“伊斯蘭國”以及類似的組織，它們的恐怖活動沒有能力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嚴重威脅，而上述那些曾存在過的政權卻并非如此。

　　在巴黎、馬里的恐怖襲擊或俄羅斯航班在西奈半島的空難中死去的人們為布熱津斯基的邏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普通平民當然不希望為了這個邏輯的成立而死去，為了隱瞞這一點，才使用了“反恐戰爭”這樣的修辭手法，而美國持續的行動讓“圣戰主義”更加強大，卻是鐵的事實。

　　同樣的邏輯當然隨處適用，而且這對中國來說有很現實的意義，比如說新疆的恐怖主義問題。中國指責西方在反恐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西方義正言辭譴責“伊斯蘭國”，卻對新疆或中國其他地方的暴恐襲擊含糊其辭。中國的指責當然合情合理，要知道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政策的的副產品——“被煽動的穆斯林們”，對于企圖損害中國利益的人來說，很有利用價值。

　　美國人一面高喊“反恐戰爭”，另一面卻使“圣戰主義”愈演愈烈，兩者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而已。理解這一點，就不會為表面上的矛盾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