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教育部通報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劉亞、國際商學院原院長湯穀良，存在違規兼職取酬等問題。其中，劉亞在6家上市公司擔任獨立董事，領取薪酬126.6萬元;湯穀良先後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兼職取酬合計人民幣152.9萬元、港幣120萬元。

　　資料顯示，聘請劉亞擔任獨董的上市公司，有寧波銀行、石嘴山銀行等，湯穀良則曾經出任過五礦發展、泛海控股、長江證券等公司的獨董。

　　“兼職這么多，校長你忙得過來嗎?”有媒體戲稱。而從當年的獨董述職報告來看，劉亞和湯穀良兩位教授，也確實沒太有時間“造訪”上市公司。比如在述職報告中，湯穀良應該參加泛海控股董事會26次，結果只有兩次現場出席。要知道，泛海控股與對外經貿大學均在北京。

　　2014年之前，官員、高校教師這兩大群體，是上市公司獨董職位的“半壁江山”。在公司董事會中設立不擔任公司內部任何職務的獨立董事，其最為主要的目的是形成公司權力制衡與監督。獨立董事能夠客觀地監督經理層，維護中小股東權益，防止內部人控制。當股東和管理層發生利益沖突時，獨立董事站在中小股東的立場上，對管理層置疑、指責和建議。基於這種考慮，1978年，紐約證交所規定，凡上市公司都得有獨立董事。

　　然而，中國2001年“照貓畫虎”正式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後，代表中小股東利益的獨立董事們卻在大多數情況下保持著集體沉默。

　　《21世紀經濟報道》曾采訪過一位教授獨董。該教授說，擔任獨立董事對他的教學有幫助，“擔任獨董後，可以去觀察公司開展的主業”。但是，且不說將公司作為學者學習研究對象會否背離獨董本身的監督職能，如果真能實現教授們調研上市公司，那起碼還部分起到了“讀懂”公司的作用。可是，眾所周知，高校教授本身工作繁忙，加上部分教授還同時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獨董，他們是否能分身有術、有充足的精力和時間參與到董事會的事務、充分履行獨董職能呢?

　　事實上我們也能看到，在維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方面，作為“獨立人格”代表的教授，表現未必高人一等。梳理近年來的新聞，鮮見有教授獨董對公司的議案投下反對票。今年年初，一家上市公司轉讓資產的決議，引起了投資者的強烈反彈。包括一名高校教授在內的獨董，在發表意見時稱，“交易價格公允、合理”。曾有投資者找到這位教授獨董溝通，該獨董只是“非常客氣”地聽完投資者的意見，再無其他任何動作。

　　此時的“獨立董事”，已經不是制衡公司權力、保障中小股東利益的平衡木，而成為了徒有其表、費錢占地的花瓶——無法履行公司獨董的基本職能，上市公司還要高價聘請以充門面。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不用履職卻有高收入，這樣違背商業基本邏輯的獨立董事，為何卻還廣受上市公司爭搶?據同花順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A股有超過3900個獨董職位，由高校教師擔當。

　　當然，在12月1日劉亞等人被查後，教授獨董群體，如“驚弓之鳥”。《證券日報》的報道稱，受教育部政策等因素的影響，預計年底之前，將有274位獨董離職。去年官員獨董去職後，部分高校教授“替補上陣”，填了一些坑。而這一輪“教授獨董”離職後，又將給哪些群體留下工作機會呢? （作者：尹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