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所有的“中國特色”詞語一樣，盡管衍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供給學派，僅僅是一個松散的學術理念，而並無系統的理論學術體系，但並不妨礙這一次，借供給主義為“中國模式”黃袍加身，不但夯實了供給主義的錯亂和迷誤，而且還從旁邊解構了供給主義即“供給側”概念的發明。
在弄清楚什么是“供給側”之前，我們需要略微了解下什么是供給主義或供給學派，即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因而得名(見百度百科“供給學派”)。而“供給側”是什么，按照目前靠譜的解釋即為目前供給是過剩的，而且這種過剩不是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給不能滿足有效的市場需求。因此，就要供給“側”改革即淘汰落後的產能，大力發展“雙創”和“中國制造2025”等等等等。換言之，就是以前供給錯了或者供給的不好，現在要重新供給了。因此，一系列的所謂供給結構等等，就將成為之後的熱詞。
中式市場經濟需要“搖滾精神”
“供給側”的前提，是首先確認了中國一直在堅持供給主義主張，中國模式之政策驅動市場化改革本身，即是自上而下的供給行為。在經濟政策咨詢領域，直到2000年左右，以吳敬璉為代表仍然還在不停地鼓吹向供給派傾斜。簡而言之，中國之近三十年改革，無時不在進行供給側“改革”，即一旦發現“供給”的不好或者負面過大，即迅速調整“供給”方式，包括“供給”內容，此即為供給的“側面”。
事實上，所謂供給、需求等等，除了名詞和概念之外，別的內涵或決策理論譜系，與“正宗”的供給主義或凱恩斯主義哪兒都不挨哪兒。中國的經濟工作者們，如此偷換概念，以混淆或誤導決策者，引入一連串似是而非的、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西方教科書的迷誤、甚至謬誤泥沼中。
與中國經濟學界奉西方經濟學為圭臬不同的是，西方經濟學巨擘一直在不停地反思經濟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以及過失和缺欠，本身具足清醒和理智精神。
諾獎得主、百歲老人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提出一個有趣的詞：中式市場經濟。“……然而這並不意味我們對現行的中式市場經濟無條件的捧場，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與此同時，我們應當抵制我們自身排斥異己的人類本性。開放的社會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榮發展。自我強加的制度劃一和組織僵化曾經將看似強大、不可阻擋的社會主義列車陷入泥潭。如果我們能從社會主義的曆史中學到經驗的話，那就是應該鼓勵和頌揚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懷疑它。”
而另一諾獎得主、弗裏德裏奇•哈耶克更加直截了當，直指“科學”之荒謬，在著名的“知識的僭妄”裏，“就科學一詞的真正含義而言”，這種態度“沒有任何科學性可言”，“因為它將一個領域中形成的思維習慣，不加批判地、死板地運用於其他不同的領域。”。相比其在中國的被其“科學”奴役的追隨者們，以“標簽黨”迷惑或制造之“側”論，不僅僅是知識的僭妄，而是靈魂的虛妄。
與忙於制造各類“標簽”而言，中國需要的是清醒、理智的辨析，並給予“中式市場經濟”意旨的結論，即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搖滾精神”，對已經陷於理論或學術貧困的中國經濟決策現實，予以反省、拒絕、本土意識 ,提出新主張。而不是正當經濟理論界的“郭沫若”。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一直在“供給側改革”
從已經形成的“供給側”解釋而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一直都走在供給“側”改革的路上。中國從來沒有什么供給主義或者凱恩斯主義，不信?就照本宣科地套套看——或許供給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鼻祖到中國來，如果聽到中國的專家們，對其理論的解釋或結構，不是瞠目結舌、就是目瞪口呆。
中國之“供給”傳統，自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報告裏，闡明了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開始，一直延續到1949年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切“供給”與所謂供給學派毫無瓜葛。而在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所有的改革取向，基本是沿著發展經濟、有效保障供給的隱性思維邏輯，與市場需求或者市場化的供給亦無關聯。
但是，與計劃經濟體制之完整的供給與需求閉環體制相比，改革開放政策的最大“怪物”即自由市場的出現。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所有的需求都被供給壟斷，所以並無真正的市場即需求形態。而改革開放政策，等於肢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半仍然是保障供給的思維模式;一半則是供給左右不了的市場需求。
此亦為中國近三十餘年來，全部的經濟矛盾關系的始作俑者，至於別的什么解釋，皆是為維護“保障供給”而強詞奪理。
因此，判斷中國改革現實風險的嚴峻程度，即一直被忽略的需求(市場)是真的把供給(計劃)打疼了。但沒想到這一現實風險的敞囗，正是供給與需求配置失靈所致。從某種程度上，直到今天，所謂的供給派們、包括以市場經濟鼓吹者自居者，並沒有或者無從真正理解或尊重過市場或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所努力的，仍然是如何在維護“保障供給”即行政計劃權能的前提下，左右或主宰市場的形狀。
這就是“供給側”改革三十餘年的全部曆史之緣起。
中國“側”究竟在何處
發展現實及事實證明，被“供給”及計劃思維主導下的中國市場經濟演變，成為政策驅動市場化這一“中國模式”的內核。而每次供給“側”的改革，始於“供給”之計劃強力，終於被供給搞亂之“側”的不得不改革——此已成為中國改革的惡性循環。
在這一循環過程，所謂向供給派傾斜，則是投機於一方面維護“供給”或計劃權能或權威，另一方面改善或調整市場需求之“側”。換言之，所有的需求側，皆由供給側造成，或者說，供給側即需求側。今日之需求(市場)惡劣地步，無一不的拜供給“傾斜”所有賜，所謂制度供給的結果，就是需求(市場)反複為供給(計劃)的任性買單。每次供給(計劃)把需求(市場)搞亂、不可收拾後， 又變個花樣通過供給(計劃)把需求(市場)搞到摸著石頭過河狀態。
與此同時，需求(市場)一次次地教訓供給(計劃), 但供給(計劃)就是不知道如何尊重需求(市場)。被需求倒逼下的供給主張, 是計劃模式的策略性或防禦性退卻，因為從思維邏輯論，供給即計劃;從改革行為邏輯論，即是三十餘年所有改革，皆為供給側改革。因此，所謂供給側改革，不是改變供給(計劃)本身, 而是為了怎么更有效的保障供給、或更方便於“計劃” 市場。
“供給”如此不長記性，反複有“側”，此則為調整而非改革。從這次“供給側”而言，仍然沒有反思或改革供給本身，而將所有認為不好的、錯的，都裝到一個叫“側”的筐裏，仍然堅持“供給”沒錯、錯在“側”。
那么，中國“側”究竟在何處?在於供給即計劃思維本身，這才是側中之“側”。在於前些年所謂的凱恩斯主義亦並不存在。因為，刺激需求本身，即是供給即政策驅動所致。
中國只有“市場側”
如何破局於供給必“側”、側必“供給”(政策驅動改革)這一“供給圓周率”，需要從源頭上溯梳理，還市場之平等位置，即供給與需求之任何一方不能缺位。在一個只知道供給、而無視或蔑視於需求的體制作用下，中國之供給側改革，只能延緩或加劇改革本身內生矛盾，而與實際問題於事無補。假如將供給側改革，視之為政府向自己開刀，仍然屬於精兵簡政范疇，因為沒有找到什么樣的行政治理模式，才有利於市場化或社會進步。
很顯然，在供給側改革尚未被覥顏於行政權能的專家解讀完整時，李克強總理已經提出供給側需求側兩端發力。這多少已經意識到“供給圓周率”的困境，供給側改革只是一廂情願，而市場或需求側能否激活，與單純的供給側改革關系不大。因為長期形成的計劃驅動型慣性思維，所謂市場僅僅置於被奴役或計劃狀態，政府並不熟悉什么樣的行政治理，才是市場或有利於市場發展的“供給”。在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僅僅是守夜人，很顯然，中國特色之市場經濟模式，政府不知道、不會、也不甘心僅做一個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供給)一貫覺得自己比市場聰明，所以如果放棄或削弱自己的權威，就等於承認自己無能。這是政府無論如何也受不了的尷尬局面：因為政府無能，意味著政策(供給)的權威性得不到保證。
對於已經進行三十餘年改革開放曆史的中國而言，其不知道什么是市場，等於一個不堪接受的現實。但從曆次改革始終辨析，假如懂得市場或尊重市場經濟，就不會出現國有經濟壟斷社會價值資源，直到現在成為改革死局;假如理解和知道市場經濟核心規律，就不會出現寡頭經濟，而自己任何寡頭行為，必然會傷害市場的公平性或主體平等競爭的損傷;假如知道怎么發揮市場經濟本身所擅長，就不會慣用政策在市場行為裏攪局或每每畫虎不成反類犬。
當然，也不會有如現在之屢屢的供給側改革。
中國“側”改革還要走多遠
在不能確認供給側改革，實際上仍是想盡一切辦法“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中國的“側”改革仍然任重道遠。
因此，中國最需要改革的起碼是“政策側”改革，即反思和評估政策驅動市場化這一“中國模式”本身的先天性缺陷，進行政策風險評估，然後甄別行政極權行為對市場的利害關系。
在中國業已形式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階段，只有夯實已有基礎，特別是對既定現實的再一次全新的撥亂反正，方能回歸改革本源。從某種意義上，此已成為不得不選擇的解圍路徑。
假如對中國現實及未來發展，做一路徑選擇模式的評估，應由“正”改革、“側”改革、激進式改革三種。
本文僅闡述了“正面”改革的必要性，而將“側”面改革視之為保守性改革、激進性改革另文專述。
這一切，皆假設於“正”面改革是根本性的路徑改革這一前提。不過，很顯然中國正在選擇保守療法，去根治長達三十餘年、甚至更長時期，所積累下的問題和根本性矛盾。同時，仍然陷於供給與需求兩者之間對立思維。事實不然，供給與需求，在市場經濟體制環境，從來不是對立矛盾關系。供給即需求、需求即供給，這一點至關重要、但未必有多少人理解其中的要義。
(作者：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