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前一天晚上，錢仁鳳夢到家人放鞭炮，旁邊圍著很多不認識的人。
第二天，近兩百人站在錢家門口的馬路上迎接，在家人的簇擁下，一身紅衣的錢仁鳳跨過火盆回到家。
距離她上一次跨出家門已經過去了整整13年。舉目四望，這個家一切如故，只是比當年更舊了。
2002年12月，17歲的錢仁鳳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15年12月，她收到了寫有“被告人錢仁鳳無罪”的云南省高院刑事判決書。
事發
13年前的正月初六，云南省巧家縣南團村的錢仁鳳來到縣城，在一家私立幼兒園做保姆，負責為14個孩子做飯、打掃衛生。
正月十一，幼兒園快放學時，錢仁鳳發現3個孩子“有點不對”，她覺得可能生病了。家長來接孩子時，她還特意說，感覺娃兒生病了，回去要看看。
兩個孩子都被接走后，兩歲的侯磊還沒等來家長，園長朱梅帶侯磊離開了幼兒園，錢仁鳳則繼續留在園里打掃衛生。
幾天后，錢仁鳳的父親錢志遠在家迎來了幾位不速之客。他們一進門就說要找裝老鼠藥的瓶子，還告訴他“你家姑娘犯事了”。
錢志遠有點慌，他被告知，小女兒在縣里的幼兒園投毒，死了一個兩歲的孩子。
經過幾天調查后，當地警方認為兩歲的幼童因攝入毒鼠強身亡，且認定投毒者為錢仁鳳。
在2002年12月下發的《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02云高刑終字1838號）》上可以看到案件描述：被告人錢仁鳳在“星蕊寶寶園”做工期間，認為朱梅對她不好，遂生報復之惡念，將從家帶來的滅鼠藥放在幼兒園內面條、大米、豆奶粉等食品中，并將這些食品拿給該園的部分幼兒食用，致使侯磊經搶救無效死亡，另兩名幼兒經搶救后治愈。
2002年9月3日，因錢仁鳳當時未滿18歲，云南省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無期徒刑的判決。
錢仁鳳上訴到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書的結論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如今回想起來，錢仁鳳還覺得后怕：如果當時年紀再大一點，自己可能就是另一個呼格吉勒圖。
檢方復查卷宗顯示，在錢仁鳳的認罪供述及辨認筆錄中，有5份筆錄后的簽名并非錢仁鳳本人所簽。《云南省高院刑事判決書（2015 云高刑再終字第2號）》認為：錢仁鳳的有罪供述、辨認筆錄由偵查人員代簽，辨認筆錄均未有見證人在場以及長時間持續對未成年人錢仁鳳進行詢問……違反了相關規定。
入獄之后，錢仁鳳曾希望那是一場夢，“太希望自己睡著了不要再醒來”。在睡夢里，她夢到過祖墳，夢到過母親。絕望的時候，特別想撲在父母懷里大哭一場。
前幾年，因為家里沒有電話，錢仁鳳就一封封地給家人寫信，說自己是無辜的，請求家人幫她翻案。接到這樣的信，錢家人卻有心無力：家人文化水平都不高，家里又窮，他們不知該找誰，不知該怎么做。
錢仁鳳此后13年的生活，都按照監獄時間表。
“每一天都特別難熬。”錢仁鳳說。
獄中
上小學之前錢仁鳳跟著村里孩子跑到村小，跟老師說自己想讀書，但爸爸沒有錢。錢仁鳳就這么上了小學，“成績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差”。
但因為家里太窮，錢仁鳳連小學五年級都沒有讀完。到縣城打工后，她還不時到學校門口駐足，暗自想“在里面讀書的人要是我該多好”。
入獄后，錢仁鳳的心情糟糕了大半年，她嘗試通過看書調節心情。錢仁鳳喜歡看勵志書，如《卡耐基成功學》，也喜歡看心理學的書。她覺得，這樣的書能在絕望的時候給自己打氣。2009年，她買了一本《靠自己成功》，這是她最喜歡的一本書，后來她又把這本書送給了讀小學的侄女。
錢仁鳳剛開始看書時，每行字會有四五個不認識，她就查字典或問身邊的人。閑的時候，錢仁鳳喜歡抄書、練字，慢慢地，她的閱讀越來越順暢。
獄中每晚都有一個半小時的學習時間，新聞聯播過后，可以看其他電視節目，錢仁鳳最喜歡看法制頻道，也會讀法制類報刊。
有時看到與自己情況類似的案件，錢仁鳳就覺得看到一絲希望。
2006年，錢仁鳳第一次了解到，服刑人員可以寫申訴書。她便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
寫申訴書，等消息，杳無音訊，再寫。如此循環。有時，在法制雜志上看到律師的地址，她也會記下來嘗試寫信過去，但也沒有回音。有的獄友感覺不解，“怎么這么憨包包的”，也有獄友替她發愁，“你這個案子，可咋整哦！”
直到2010年4月9日，錢仁鳳在接受法律援助時見到律師楊柱。楊柱聽了錢仁鳳的陳述后覺得案件有點蹊蹺。經過兩個小時的長談后，楊柱決定，如果真的是冤案，就免費代理。
那一天，錢仁鳳感覺心里輕松了，到了下一個監獄規定打電話的日子，她激動地告訴家人，有律師愿意幫她、請家人趕快聯系這個律師。在這之前，錢仁鳳已經許久沒與家里聯系。
此后的5年多，錢仁鳳的妹夫和侄子輪流跟著楊柱四處調查、取證。錢仁鳳的妹夫王進貴有初中文化，算是家族里文化水平比較高的，楊柱一有新消息就聯系他，再由他轉告錢家人。
2010年，錢仁鳳的父親、大哥和堂妹第一次一起到監獄探望她。一家人點了有五六個菜的親情餐，但幾乎沒人吃得下。從這之后，每隔一兩個月，堂妹錢仁左就去看一次錢仁鳳。隔著窗子，錢仁左摸著錢仁鳳瘦弱的手，“感覺心里說不出的苦”。
錢仁鳳在獄中繼續勞動、讀書，繼續一封封地寫申訴書。2014年端午節前，她還寫了兩封信寄到云南省紀檢委和云南省政法委。這也是她在雜志上知道的，“覺得這兩個地方應該管點事的”。
轉機
這幾年，堂妹錢仁左家蓋起了新房，第二個孩子也出生了，但錢仁鳳家還仿佛停滯在舊時光里。
錢仁鳳家土坯房房頂上的太陽能熱水器，是這個家里少有的幾件現代化設施之一。家里的電視，還是十多年前大哥結婚時添置的。
錢仁鳳外出打工前，家里的經濟條件不好。在這個兩百人的小山村里，她家只能算是中下水平。
這些年來，大哥錢仁周到處打工養家，每年只有一兩個月在家。盡管賺錢不多，每次去監獄看望妹妹時，他還是會給妹妹塞些錢，少則一百、多則一千。
妹夫王進貴在昆明的建筑工地干活，“干一天活拿一天錢”。這幾年，王進貴也記不清向老板請了多少假。“（申訴）能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心安。”王進貴這樣告訴妻子。
剛開始跟著楊柱調查時，王進貴還覺得很有信心。2011年，駁回申訴通知書發下后，王進貴覺得少了一半的信心。反倒是楊柱安慰他，說要再堅持下去。
好消息終于來了。
2013年5月，云南省檢察院控申部門認為此案“有錯誤可能，建議立案復查”。消息傳來，錢仁鳳激動得一兩天都吃不下飯。此后的兩年間，楊柱一次次到省檢察院催問進展。催促歸催促，楊柱也理解檢察院的難處：重新調查，是個極耗時間的過程。
到了2014年，有一次勞動時，錢仁鳳打開擦窗用的舊報紙，一眼就看到了呼格吉勒圖案的報道。她悄悄留下了這張報紙，等勞動結束后細讀。
“看完后感覺特別壓抑，”錢仁鳳說，“他這份苦只有我能理解，同病相憐。”這也讓她看到了希望。這張舊報紙，她保留了一個多月。
2015年5月，云南省檢察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云南省高院于同日決定再審。這對錢家人來說是個意外之喜。錢仁鳳卻是百感交集：母親在一個月前去世，再也看不到再審的這一天。
9月29日，云南省高院開庭重審，檢方提出了“改判無罪”的建議。之后又是等待。
大哥錢仁周在山西打工，一個月前“實在是待不住了”，干脆趕回家等妹妹的宣判通知。
距離宣判還有四五天，錢仁左突然接到丈夫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聽完電話，錢仁左激動不已，趕忙給錢仁鳳的父親和錢家其他幾個兄弟姐妹打電話。
那天晚上，錢仁左一口氣打了五十多塊錢的電話。
宣判，閉庭，簽字。
錢家人擁著錢仁鳳走出法庭，奔波5年多的妹夫王進貴十幾年來第一次近距離看清了堂姐的樣子。
汽車開出昆明收費站，錢仁鳳從頭到腳都換上了家人買的新衣新鞋。她從監獄穿出來的外套、褲子和鞋子都被丟在路邊，算是對過去的告別。
回家
回家3天來，錢仁鳳還沒顧得上跟堂妹錢仁左聊聊家常。
自從出法庭的那一刻起，錢仁鳳就連續不斷地接受媒體采訪，她已經不記得迎接過多少家媒體了。錢家門外的空地上散落的紙杯和煙頭，顯示著這幾天的繁忙。
回家第二天晚飯時分，錢仁鳳坐在角落默默地吃飯，邊扒飯邊瞪著好奇的眼睛聽身旁的人討論她的案子。人們還是習慣說“她”或“錢仁鳳”如何如何，仿佛旁邊坐著的不是錢仁鳳本人。
大哥錢仁周感覺妹妹“適應力有點差”——看到親戚不怎么認識了。到家那天，錢家近兩百人在公路上迎接。錢仁鳳被圍上來的親戚抱住，她感到有點驚慌失措。慌亂中，她還把小爸（父親最小的弟弟）喊成了大哥，這個笑話被家人取笑了一天。
錢仁鳳還記得，離家前，二姐的兒子比她膝蓋高不了多少，再回來，這個當年的小娃娃都有兒子了。
2005年奶奶去世，2015年母親去世。兩位至親都沒能看到昔日的錢家小姑娘回到老屋。就在《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復查通知書》和《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決定書》下發前的一個多月，錢仁鳳的母親去世。電話里，家人還在瞞著她，但錢仁鳳似乎感覺到什么。她哭著請求再打一次電話。追問之后，這個在獄中待了13年的女子第一次情緒爆發、放聲大哭。這一刻，她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抑。
奶奶和母親的彩色照片掛在堂屋的墻上，微笑著看著一撥撥記者擠進狹小的堂屋。
直到晚上，最后一撥記者散去，屋里只有錢仁鳳和父親、大姐、哥嫂，她才顯得活潑了一點。家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家常，錢仁鳳捧著紙杯靜靜地聽著，很少插話。
家人勸她說：以前的壓力過去了，慢慢來，重新適應社會。
錢仁鳳有點擔心：“可是我連手機都不會用。”家人接著興致勃勃地計劃著要給她買個手機：“現在三四百塊就能買一個手機，打一兩次電話就會用了。”
這天晚上，錢仁鳳跟著大嫂學用手機，直到凌晨一點鐘才睡覺。
回家第三天，錢仁鳳的談吐舉止已經看不出太多異常。偶爾被人問起時，她還能笑著談起獄中的生活。
早上，她特意到讀過書的小學門口看了看。小學已經變得與當年大不一樣，錢仁鳳在那兒只站了三四分鐘就跑開了，“害羞嘛，怕碰到熟人”。
本報云南巧家12月2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