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上午10：30，國家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被選舉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首屆理事會主席。
理事會，是亞投行三層管理架構之一，同時也是亞投行的最高決策機構。而組成亞投行理事會的，正是各個創始成員國財長。擔任首屆理事會主席，意味著樓繼偉將肩負更多的責任與義務，他自己也表示，將會與其他理事會人員一起，充分發揮理事會的指導與決策作用，不斷推動亞投行向規范運作、高效運營、透明廉潔方向穩步發展。
何許人也？
樓繼偉，男，漢族，1950年12月生，浙江義烏人，1968年2月參加工作，197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數量與技術經濟系經濟系統分析專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現任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亞投行理事會主席。如今的財政部部長、亞投行理事會主席，最初是一名南海艦隊4009部隊戰士，首鋼總控室、北京自動化研究所的工人。
1978年至1984年，樓繼偉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點，在這六年間，他先后在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經濟系統分析。1984年樓繼偉研究生畢業后，他先后任職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主任科員、副組長（副處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物資經濟研究所成本價格室主任（正處級）。隨后，樓繼偉前往上海，擔任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副局級），國家體改委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從1995年9月開始，樓繼偉擔任了貴州省副省長、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2007年2月至2007年9月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正部長級）、機關黨組成員兼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籌備組組長，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任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等職位。
從2013年3月至今，樓繼偉擔任國家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而2016年1月30日，通過投票正式當選亞投行理事會主席。此外，樓繼偉還是國家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八屆中央委員。
盡管樓繼偉被美國《Time》雜志列入“2008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但他最為國內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恐怕還是今年年初透露退休人員參保有可能需要繳費的消息。
退休人員要繳醫保？
在2016年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上，發表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撰寫的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于改革》。文章提出“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樓繼偉的這篇文章引來公眾熱議，不少微信公眾號、微博曲意報道為“退休人員退休后需繼續繳納醫保或將進入可行性研究階段”，讓不少人，尤其是50后、60后感到不滿和無法理解。
但事實上，樓繼偉在其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于改革》當中，研究醫療改革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內容。樓繼偉從國家現狀，談到“三期疊加”階段；再由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結構性矛盾，到研究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文章提出，要緩解國家醫保、養老壓力，就要從國家制度著手，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辦好鄉、村醫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
從上面我們可以清晰看出，樓繼偉認為國家醫保制度改革應該要循序漸進，而且要照顧城鄉居民切身利益，而并非如傳言的，已經進入了可行性研究階段，全部退休人員都需要在退休后繼續繳納醫保社保。樓繼偉的說法，也得到了不少專家的認可。
同樣，2015年4月25日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樓繼偉關于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發言，也曾讓他成為輿論的焦點。
樓繼偉認為，中國在未來5-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對于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應該從農業改革、戶籍改革、改變勞動關系、土地改革及社會保險改革上進行調整。其中最受人關注的，就是“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允許租房落戶”、“政府不能征地拆遷”以及“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等方面。
除了在國家社保醫保制度改革上以及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上，樓繼偉有獨到的前瞻意識外，事實上在國家經濟研究上，他也取得了不少建樹，《改革價格體系應多次小幅調整》、《論改革之運動形態及發展前景》、《擺脫我國當前通脹困擾的思路選擇》、《中國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改革問題》、《管住貨幣，改善調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改革與國債市場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中財政的重要性》、《讓市場起作用》等，都是樓繼偉多年以來對國家經濟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樓繼偉是一位既崇尚改革發展，但又立足于眼下，強調穩步前進的改革派。
體制內“張開嘴巴”的市場派
“一睜開眼每天要賺3億人民幣”、“兩不原則：不救市、不抄底”、“中國是一個大國，卻有一個小國央行的特征”。如此大膽的話語，正是出自樓繼偉之口。
樓繼偉給人的印象，明顯和大部分人印象中的中國官員形象不同。不少體制內人士認為，樓繼偉和現任央行行長周小川、以及建行董事長郭樹清，都是“市場派”的核心人物，是80年代在政壇初露鋒芒的一代體制內市場派官員的代表，是體制內的市場派。他倡導改革，不光是經濟層面上的改革，而且還包括教育、社會保障等層面上的改革。但同時，他又是顧及整體的謹慎派，“不因單指標大修經濟政策”。
在2014年年底，國家統計局等部門陸續公布了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社會融資規模、物價指數等宏觀經濟數據指標，數據表現不容樂觀，對國家經濟的前景，不少專家表示擔憂。盡管這種擔憂的氣氛由蔓延到傾向，但是樓繼偉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仍然保持在合理的區間內，就業形勢良好，盡管增速放緩的壓力存在，但是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著眼于綜合性目標，特別是保持就業增長和物價穩定，不會因為單個經濟指標的變化而做大的政策調整。
而在去年3月底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上，樓繼偉針對國家教育問題，擺出了要給學校最大的自主權，特別是給準國際一流大學辦學、融資自主權的態度，同時還喊話北大、清華，要推動去行政化的實施。
盡管樓繼偉會參考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制度，但是他也并非照搬西方國家制度。在2015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樓繼偉表示亞投行會參考目前多邊機構當中比較好的做法，但是官僚主義、特別繁瑣的做法，亞投行是不會參考的。
除了是有名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員外，樓繼偉還稱得上是體制內的實話派。在2014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就曾經以“我國百姓收入增長長期低于財政收入和GDP的增長”這樣尖銳的問題向他“發難”。
對于大部分的官員，如此的問題恐怕早就冒出一頭冷汗了。而樓繼偉卻是擺出實話實說的態度。“如果能出現你說的那種現象我就太高興了，沒那回事兒了。”
可以說，樓繼偉的態度是非常客觀的。既沒有過高吹捧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為自身政績涂金，但又不回避這樣尖銳的問題。樓繼偉說，“在2005-2007年間，我國經濟都處于過熱階段，國家PPI（生產者價格指數）比較高，PPI超過CPI（消費者價格指數）。而我國的稅收基本是間接稅，受價格因素影響，這使得我國的稅收增長高于GDP的增長。但是從去年（2013年）開始，PPI環比為負，今年（2014年）1-2月份環比仍然是負的，這就使得今后財政收入的增長不大可能出現超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的情況。”
實際上，在財政部的工作人員眼中，愛說話已是樓部長的特征之一。“我們部長不僅愛說話，還敢說話。”這是一位身邊工作人員對他的評價。
對于國家政策，樓繼偉同樣“敢說話”，在澳大利亞記者就“北京賣房先離婚逃避20%個稅現象”提出質疑的時候，樓繼偉就大膽地回應記者的說法。
“如果一個政策出來，造成一些人間的悲喜劇，這個政策肯定是有缺陷的。”
中方暫不考慮申請亞投行資金支持
這聽起來，頗有點難以讓國人接受。但是這恰恰是顯示了，樓繼偉期待在其領導下的亞投行，能夠以全亞洲經濟騰飛，基礎設施完善為目標，而不僅僅只是為了中國的騰飛和基建。
經過兩年多的緊密籌備，亞投行在1月16日正式運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樓繼偉對于亞投行的正式成立表示十分高興和欣慰。
樓繼偉說，“回顧亞投行籌建進程，我覺得，這份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是各方齊心協力、精誠合作、共同努力的結果，得益于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國際社會的廣泛擁護和國內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
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0年，亞洲國家每年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8000億美元。單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無法滿足亞洲發展中國家龐大的基建投資需求。對于亞投行支援國家的先后次序問題，樓繼偉也表現得非常儒雅和大度。他指出，中方暫不考慮申請亞投行資金支持。
“亞洲地區基礎設施發展需求迫切的國家比較多，盡管中國是目前亞投行最大的股東國，同時又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中方目前已經向亞投行提供最大的資金支持，首筆11.91億美元股本金已繳付到位，中國的股本金占亞投行總股本金30.34%。但是在亞投行成立初期，中方暫不考慮申請亞投行資金支持。”
除此以外，在亞投行與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多邊金融機構關系問題上，樓繼偉表示，三者將會在獨立運作的前提下，加強合作，促進全球和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及互聯互通。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競爭關系。
而對于是否讓日本、美國加入亞投行，樓繼偉則表示始終堅持“開放、包容”的原則吸收新成員，成員資格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成員開放。但是對于臺灣申請加入亞投行一事，目前亞投行理事會表示堅決地反對。盡管樓繼偉在接納亞投行新成員、與現有多邊金融機構關系以及亞投行資助國先后次序上表現得非常大度，但是在臺灣問題上，他還是擺出了非常堅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