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这里拉开大幕。来自G20成员和受邀嘉宾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负责人聚集一堂，共商世界经济发展大计。
用好G20这个全球最主要的政策平台，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增多，使G20机制的意义更加凸显。
G20机制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主要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G20提升为领导人峰会。全体G20成员同心协力，确立了G20机制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迄今，G20已举行了10次峰会。自2015年12月起，中国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并主持在杭州举办的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确保G20杭州峰会的成功，推动世界经济沿着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轨道前行，是所有G20成员的目标与希望，也承载着全世界的热切期待。
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介绍了杭州峰会主题、重点议题和中方办会的总体设想。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当天，习近平主席专门发表致辞，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办会的思路和考虑。
作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最主要的政策平台，G20要发挥其特殊作用，推进全球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让这个最主要的政策平台真正发挥作用。
G20要针对当前世界的突出问题加强政策的协调、沟通，特别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要努力形成政策共识，要体现G20同舟共济的精神，来有效地、有针对性地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的实现。
要加强G20成员的团结，要形成政策共识，向世界传递明确的积极的信号，同心协力推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按照这一方针和思路，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将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加强G20成员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G20成员领导人达成共识作好充分准备。
根据惯例，G20峰会机制主要通过协调人渠道和财金渠道进行“双轨”筹备。通过举办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财政和央行副手会等一系列会议，从财金政策领域为G20领导人峰会做准备。2015年12月，在海南三亚举行了首次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初步确定了2016年G20财金渠道工作计划。
担任主席国期间，中方将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峰会主题，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G20成员需凝聚共识有效应对2016年，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IMF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预测的3.6%下调到3.4%。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就在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剧烈震荡出现大幅下挫，一些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在市场上蔓延。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世界经济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恢复和复苏的进程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分化更明显，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敏感性，也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更大压力。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存在的问题，加强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G20成员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共识，有效、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确保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世界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是不争事实。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在政策协调方面要做出更大的努力。”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挑战，G20成员首先要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好。在这个基础上，G20成员还要加强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同舟共济、形成合力。
作为筹备G20峰会的主渠道之一，财金渠道的准备工作自去年底就开始扎实展开。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重要的多边和双边场合广泛接触G20同行，倾听各方意见，阐述中国筹办财长会的初步设想。同时，中国财政部等相关政府部门与IMF和OECD等国际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G20上海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将主要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绿色金融和气候资金以及反恐融资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将发表联合公报。
“如果说促进经济增长是G20的中心任务，那么完善经济治理则是G20的另一面旗帜。”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认为，G20机制正从应对危机向长效机制转变，G20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作为G20新的主席国，在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在G20上海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等一些配套活动也将如期举行。研讨会将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结构性挑战，在借鉴部分成员各自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国别经验基础上，推动G20成员凝聚共识，深化结构性改革，为最终顺利实现财金渠道的各项预期成果和峰会最终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做好自己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正能量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备受世界瞩目。
中国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承担了拉动增长的重任，今天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占世界经济增量约1/3。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更优化：第三产业比重已达50.5%，比第二产业高1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更加优化；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至66.4%，创15年新高。简政放权、减税降费，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我国平均每天新增1.2万个市场主体，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新增市场主体中的占比高达53%以上。
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和稳定作用更加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亚投行成立开业，为很多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国经济向世界传递的正能量更加强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分享到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
展望未来，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坚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既要采取措施、做好自己的事，又要与别国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中国和G20成员将把促进短期经济复苏与推动结构性改革、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相结合，平衡好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的关系。继续推动区域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多元化的全球长期融资框架，提升多边开发体系的总体融资能力。同时，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税收合作能力建设。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深化金融监管。G20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促进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钱军：中国不会发生恐慌性的资本外逃
另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25日表示，“今年G20在中国举办意义特别重大，中国积极参与和在某些方面主导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而目前中国的状况是经济在调整，而且今年又是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也是比较困难的一年。即便如此，我个人比较乐观，在我看来，今年之后，中国经济基本上就可以见底回升。”
中国作用将越来越大
中国GDP目前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体量已相当接近美国，而如果用一些指标，比如世界银行在2015年底发布的调整购买力平价后的指标（PPP）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所以，钱军强调，“中国不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动力。”
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方面，钱军认为，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创立和兴起，不是在挑战传统的，以美国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包括IMF，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而是对传统机构不能做的事情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弥补（比如亚投行进行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
“所以说不是竞争和挑战而是互补与合作。与此同时，在传统的IMF治理结构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近期调整后有所增加，而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里面，无论是IMF，世界银行还是亚投行，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主导G20会议时机很好。现在可以说，中国有问题，世界就有问题；中国稳定，世界也许不能马上就稳定，但至少是给世界经济稳定打了强心针。”钱军强调。
并没有打“货币战”
而对于最近炒作得比较厉害的新“广场协议”，钱军对记者指出，“广场协议”的背景是在1985年以前的5年当中，美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其他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了40%以上，这导致了很多问题，首当其冲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元升值后，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当时的天文数字——1200多亿美元，如果这个问题不协调，美国国会已经准备好采取各项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所以当时“广场协议”的重要性就是通过各国之间汇率政策的协调来避免贸易战和美国与全球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广场协议”是G5的5个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通过对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让美元在会后的两年内大幅度对日元和马克贬值，以此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
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日本和亚洲的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广场协议最后害了日本，因为日元升值过快，一方面让日本企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快速升值的日元让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过度投资并催生日本国内的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
在钱军看来，当时的“广场协议”是很成功的，但只是局限于几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现在的确有召开类似“广场协议”会议的需求，但是要达到之前的效果和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比那个时候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同时，各国可以通过包括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货币和其他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首要目的是拯救危机中的金融体系和刺激经济），而QE这类货币政策不被认为是直接干预汇率市场，但其实际结果无疑正是让本国货币贬值，比如美国近几年已经进行了多轮规模空前的QE，而欧洲和日本也同样还在推进大规模的QE，包括日本最近推出的“负利率”来帮助走出通缩陷阱。
反观中国，人民币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对一些主要的货币，尤其对美元有贬值，对此，钱军表示，“我本人认为这并不是很多国际市场分析说的‘汇率操纵’或者‘竞争性贬值’，我们并没有打货币战。”究其原因，钱军指出，从2015年8月1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制定更市场化，这是符合人民币加入SDR（IMF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市场定价要求的，更市场化的定价就可能导致短期内的波动更大，同时朝市场均衡的汇率水平移动。同时，央行在2015年底也表态，人民币汇率今后是参照一揽子货币的动向来定价，而不是只参照一种货币（美元），策略的调整加上更市场化的定价过程就必然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其他主要的货币欧元和日元则应该没有进一步贬值或者是大幅度贬值的动力。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红线是不能有恐慌性的资本外逃，这一点远比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7，还是6.9，还是7.1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对央行充满信心，中国绝对不会发生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因为央行有能力，经验加上足够的外汇储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境内外汇率市场采取协同调整稳定汇率和资本项目。”钱军指出，“同时，中国央行和其他有关决策部门要非常清楚地和全球市场沟通，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全球绝大部分投资者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和判断，树立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信心。而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也会继续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不会也不应该关闭资本项目，我觉得这个关键信息也一定要向世界传递。”
为此，钱军认为，G20峰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各国应该把自己接下来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看法包括自身政策以及目标进行深入交流，决策者们需要充分沟通。“因为协调是建立在互相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信息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和充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