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時代一個正直誠懇的回答

 

　　樊子在詩歌圈享有「郊寒島瘦」之稱，其詩歌在無處不在的時代現場的夾縫和冰河上，呈現了詩人與時代之間尖利不斷地摩擦甚至撞擊。他不僅有效地規避了當下倫理化和傷痕性寫作的偏狹的道德傾向與流行趣味，而且更為重要的則在於其有骨力的抒情以及悖論性的張力沖突的語言方式中，找到并確立了詩人與當下之間言說的位置以及難度。

 

　　樊子詩歌的整體風格，就是「悲」。「悲」的意蘊，上可通天，下可入地。樊子的悲為在寫作中把握著一種狀態，微妙地調和著自我心性，把「悲歌」調和成了一種圓融澄明之歌。他「寫傷感又有非傷感的情，寫憤慨又有非憤慨的怒，寫激昂又有非激昂的力」，這「情、怒、力」三者高度融合，組成「悲歌」的三重奏，把對民族、社會、國民性、意識形態及生存狀態的深刻思考，以一種看似平靜、隱忍，卻血性十足、醍醐灌頂的獨特表達，帶回到公共話語空間。

 

　　樊子筆下的廣場，渾然靜穆，充滿啟蒙意識與生命意識，這種文化意蘊同時拓延到他筆下的樊家村、杜甫草堂、春熙路、工業園等其它公共空間；他在廣場上數著人群，觀看雕塑、柵條和銘文等飽含深重的歷史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物理載體，深沉地感受著它們同樣的喧嘩；他又把「廣場」置換成刷著白色語錄的「斑駁的牆」，并透過狗翹起后腿倚牆撒尿這一極具反諷意味的情節，反詰曾經的「廣場」的時代精神；甚至把個人的身體部位嫁接到更大的廣場－－「祖國」這一具有地理空間與文化空間的雙重語境當中。我們很難給不同時代、不同意義的廣場作一個價值上的判斷，但毋庸置疑的是，樊子透過把其發聲的「悲歌」重新帶回到廣場的文化價值坐標中，挖掘詩歌的意識形態，對一個時代作出正直誠懇的回答。

 

　　《懷孕的紙》這部詩集，如同回響在公民社會的廣場上的澄明悲歌，橫跨了樊子從1987到2015年近30年的寫作歷程，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一部總結性作品，也是詩壇的一個重要收穫。在陳先發、蕭開愚、楊鍵、臧棣、韓東、余怒等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這一代詩人集聚的璀璨詩歌版圖中，甚至在整個第三代詩人群體中，樊子保持本色，堅守自己的立場，逐漸在遮蔽中確立自己的坐標。

 

　　樊子不回避現實，但更關注現實背后人們的精神困境；戴著鐐銬跳舞，還能把舞跳得令人拍案叫絕；他克制內斂，仿佛禪修般在「情、怒、力」中反覆調和心性；在「悲歌」與「廣場」之間找到一種微妙的平衡；在意識形態寫作與個體化寫作找到言說的空間。

 

　　比如在其中一首《悲歌》中，寫豐子愷在兩隻羊的頭上畫了兩條繩索，友人批評此畫法不妥，應該只消一條繩索，豐子愷因此感到后悔。樊子卻認為他應該畫上三條繩索，并且應該不停地畫繩索，「我不喜歡那種把繩索畫成血淋淋的樣子/中國畫家至今沒一個人能把血淋淋的樣子畫成繩索」－－這樣的詩歌雖平實冷靜，卻給人以泰山壓頂的感覺；一針見血，又不見血的顏色；心生悲憤，又不知因誰悲憤；讓人想悲，又不知從何悲起。

 

　　樊子，安徽壽縣人，1967年11月出生，當代作家、詩人、評論家，現居深圳，資深詩歌編輯。著有詩集《木質狀態》和《驕傲的萬歲》等。廖令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