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呈現高波動、高聯結、低流動性特征。對于內外部金融風險的增加，需要中國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處于開放體系的中國經濟很多時候最大風險并非來自國內，而來自外部。3月以來，美聯儲加息受阻，歐洲央行大幅下調三大利率并擴大QE規模，日本央行維持負利率不變。全球主要經濟體一系列的貨幣政策轉向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重要因素,而其中美國是重中之重。

　　第一財經研究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東航金融聯合發布《中國金融風險與穩定報告》(下稱《報告》)。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在《外部金融風險：靴子落下之后》章節中，分析了外部金融風險以及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預判。

　　沈建光認為，美聯儲加息與全球金融經濟動蕩相關性極高。當加息靴子落地之后，美元走弱概率大。同時，美國經濟難以承受高利率。沈建光還指出，中國要想真正抵御外部風險，還需改革完善自身金融監管框架。他傾向中國仿效危機后國際改革最新經驗，將“三會”并入央行，采取超級央行模式。

　　高波動、高聯結、低流動性

　　外部風險新特征

　　“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呈現高波動、高聯結、低流動性特征。”3月27日上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朱民在“改革和風險的平衡”研討會暨《中國金融風險與穩定報告(CFRSR)2016》發布會上指出。

　　沈建光在發布會上指出，美元有三次上升周期，三次貶值周期。美元上升周期都是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80年代美元大幅升值發生拉美危機，90年代美元升值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現在美元升值，中國有可能是主要沖擊點。

　　但“歷史性加息”后美元走弱概率大。沈建光在《報告》中指出，美聯儲和市場的溝通相對有效，在加息前市場已經充分反映出加息訊息，進而有了加息前美元上漲、加息后美元回調的現象。如果上述邏輯成立，其認為，此輪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有可能預示美元階段性見頂。

　　《報告》認為，從美國情況來看，雖然短期內經濟有轉好跡象，但考慮到其經濟向好主要是靠地產、金融以及頁巖氣等能源行業的投資拉動，一旦美聯儲加息帶動美元上漲，美國出口行業以及制造業或面臨巨大壓力，難以承受。歐元區已有諸多經濟指標與日本相似，顯示歐元區有“日本化”趨勢。而日本央行開啟負利率，全球風險偏好增加，日元仍難免升值。

　　“反映到中國，今年最大問題是人民幣匯率走勢，從兩年前至今，美元升值20%。人民幣與美元實際掛鉤，所以現在人民幣成為重要的風險點。人民幣一次性貶值或進行資本管制都不是防范風險的好辦法。”沈建光說。

　　《報告》建議，應一方面繼續放開資本流入管制，暫停進一步鼓勵資本流出的措施，嚴堵資本外流的非法和灰色渠道，如地下錢莊等，另一方面通過反洗錢和宏觀審慎工具，如采取托賓稅的方式，降低資金外流的壓力，穩定市場預期。

　　調整金融監管框架

　　成立超級中央銀行

　　沈建光認為，對于內外部金融風險的增加，更深一步來看，需要中國“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

　　《報告》指出，目前對于下一步如何調整，學術界與政府決策層并沒有提出統一意見。歸納下來，大致有以下三種途徑：第一是強調把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做實，如在國家層面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從更高層面協調“一行三會”;第二是將“三會”監管權統一，成立綜合監管機構;第三是仿效危機后國際改革最新經驗，將“三會”并入央中央銀行，采取超級中央銀行模式。

　　沈建光指出，他更傾向將“三會”并入央中央銀行，采取超級中央銀行模式。

　　原因在于，第一種方案，成立更高層面的監管機構，協調“一行三會”，效果存疑。以往并非沒有統籌協調監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會”就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然而時至今日，“監管聯席會議機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臺，意義有限。按此邏輯，如果僅是在機構松散的情況下將“一行三會”合并在大決策機構之下，各自內部利益與各部門目標不改變，激勵機制并沒有形成。與此同時，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的施行又是專業性相當強的工作，期待微觀基礎分散的決策機構進行專業性判斷，幫助多方協調，難度頗大，有些理想化色彩。

　　第二種方案，將“三會”監管權統一，成立綜合監管機構。雖然這種監管可以填補“三會”之間的監管真空，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但中央銀行與新成立的監管委員會如何協調卻是未知，依然無法改變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與信息不對稱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機發生，成本必然較高。

　　第三種方案，將“三會”并入中央銀行，采取超級中央銀行模式，雖然其利益牽涉更深，部門調整、人員變動更多，但改革更為徹底，與國際化發展方向更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監管框架的弊端，幫助中央銀行獲得信息優勢，降低最終貸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觀審慎管理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