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舸

　　據媒體報道，“新財富500富人榜”近日出爐，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王思聰父子合計財富達人民幣1982.6億元人民幣，重返第一；騰訊CEO馬化騰居次，第三名是阿里巴巴創辦人馬云。最近深陷醫療廣告漩渦的百度掌門人李彥宏則以人民幣885.2億元位列第五。

　　對于“富人榜”，圍觀者們在意的不過是上榜眾人擁有的巨大財富，津津樂道于首富位置的更替，某個富豪今年比去年財產上漲或縮水了多少。然而，對于企業家來說，除了財富的增加，社會責任也本是應有之義。

　　西方有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還有一種說法是，吝于為社會服務的富豪，身后進入天堂的機會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這其實都是基于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對于財富的解讀有了更多被賦予的社會意義，誠如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揭示的，經濟人理性帶來了整個社會運行效率與經濟產出的雙贏。但他同時又在《道德情操論》中，從人類的情感和同情心出發，進而揭示出人類社會賴以維系發展的道德訴求。

　　只談道德不談回報，當然不符合人的天性。然而唯利益至上而放棄維系人與人共處的對應價值共識，就更可能產生互害型社會。圍繞著近期青年魏則西之死，有關企業倫理的討論還在繼續。

　　顯然，這不僅是針對百度一家企業的拷問，更是企業巨頭們所必須直面的共同命題。這些富冠天下企業家的財富增量，輾轉挪騰的財技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有損公眾福祉？技術創新是否應該設置一個底線的邊界？

　　當然，這樣的追問還應延伸到所有企業。在魏則西事件中，百度因為名氣與資源擁有量的集中而無可回避地進入媒體聚光燈，但那些大大小小的莆田系醫院，不同樣是一家家規模不一的企業嗎？如果企業無論量級，都不過是通過利用規則漏洞、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技術產品壟斷來聚斂金錢，最終必然會受到市場的反制。

　　好的企業和企業家，發展目標應當是形成企業市場占有率和消費者投入產出比的雙贏。比如在醫療領域，作為民營資本的莆田系，如今不當的介入只會使得人們對醫療市場化更為恐懼。而這個行業，本來是有機會用互聯網技術創新來實現資源更大程度上的共享。比如騰訊投資了丁香園，阿里健康選擇了社區醫療的方向，試圖打破醫患隔膜。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少曾經風云一時的企業折戟沉沙，他們各有各的際遇，但其中相當比例的富豪“死”于對資本與經營投機的路徑依賴，忘記了企業生存之本是不作惡。

　　這樣的故事是否還會重復，取決于今日的企業家們是否能明晰底線并勇于糾錯。500富人榜何時升級“500企業家榜”？這只能由主動作為的企業家、切實履行市場監管職責的政府、作為權利與監督主體的公眾和媒體來共同作答。只是需要提醒的是，在魏則西事件之后，企業家們答題的時間表需要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