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一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發生后，網上總會出現對中產階層的嘲諷與批判聲。人們期待的是事故能夠成為中產階層呼吁改革的契機，他們能夠將公權力危機轉化為對權力的約束與制衡、政治問責與公民權利，然而，幾乎每一次事故都是以喧囂始，以爛尾新聞終。

 

　　三鹿三聚氰胺事故后，國產奶粉不可靠了，但中產階層發現還可以代購國外奶粉，于是追責不了了之，相關責任人不僅轉危為安有的還步步高升了；山東無效疫苗事件后，當中產階層發現這些無效疫苗主要流向農村地區時，他們反抗的熱情頓時又削弱了；常州外國語中學建在“毒地”旁，不少人趕緊查下自己孩子就讀的學區房之前的土地用途是什么，不是“毒地”的話，他們就舒一口長氣……那魏澤西、陳仲偉、雷洋等鮮活生命的接連逝去呢？這些不幸似乎指向的都是中產階層或即將成為中產階層的社會精英，中產階層的這次不滿又能夠持續多久？

 

　　暫且撇開這個不談，我們所感興趣的是，中產階層是誰？人們關于中產階層的“改革想象”從何而來？為何中國中產階層總是無法兌現人們寄予厚望的“改革想象”？

 

　　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與“改革想象”

 

　　目前學界并沒有關于中產階層的準確定義，但從幾個不同的說法里，我們也不難歸納出中產階層的基本特征。簡言之，中產階層是一個地域在一定時期內收入水平處于中等區間范圍內的所有人員的集體，這個收入以瑞士信貸的說法是，擁有的財富（非年收入）在17.63萬-176.3萬元間。在此基礎上，中產階層一般還具備這樣一些共同特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從事腦力勞動、收入相對穩定，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產階層也逐漸成為一種建立于經濟物質基礎之上的消費文化現象，比如追求更具格調和情趣的生活方式。

 

　　但經濟與物質方面的訴求，并不能完全概括中產階層。雖然馬克思、韋伯、吐爾干等在論述階級/階層時看法不一，但有一點是相似的，任何階層除了經濟屬性外，還有政治屬性。中產階層也不例外。在美國學者李普塞特（S.M. Lipset）看來，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在于推動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民主的一些先決性社會條件：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書中，他提出如下論據：

 

　　第一、中產階層不僅學歷較高，接受了良好的現代教育，而且由于其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通過媒體獲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較強，因此，他們不僅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認識，對民主主義持有較強的親和性，而且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較高。

 

　　第二、中產階層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即產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推動著中產階層的成長。

 

　　第三、在經濟不斷增長的過程中，中產階層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主流，并對擴大政治自由與權利，進一步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最終成為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第四、中產階層的思想和行動相對理性穩健，在轉型成功后又成為支撐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說，即便中產階層里的每個人各不相同，但他們卻擁有相對一致和穩定的共同價值觀，比如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政治參與的追求，對底層的關懷、同情與敬畏，對社會責任的自覺和承擔。追溯中產階層發展史，中產階層在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程中，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這么說，中產階層既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器——比如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也是社會的穩定器——他們遵循的是理性的、循序漸進的變革方式，而不是采取狂飆突進、民粹狂熱的革命手段。因此，在《中產階層史》一書中，作者勞倫斯·詹姆斯如此總結：“中產階層改革運動的任務應當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協助社會治理為重，目標應當是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

 

　　中國中產階層的保守與犬儒

 

　　不過，太多例子證明，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屬性并不明顯，他們經濟上獨立政治上不獨立，在很多時候，只是純粹的經濟動物和生活動物。誠如開篇所言，奶粉出現問題了，他們不是爭取食品安全的權利，而是走向代購之路；疫苗出現問題了，他們不是要求追責到底，而是想法設法到香港打疫苗；面對權力腐敗與潛規則，他們不是爭取規則的透明、權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潛規則中獲得優勢……他們沒有對正義的終極追求，只要災難不是降臨在自己頭上就好。可以說，中產階層呈現出保守、自私與犬儒，是一種普遍現象。

 

　　為何如此？一方面，中國中產階層的經濟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相反，中產階層面臨的是隨時下墜的風險。一場股災、一座房子、一場大病就可以消滅一個中產，他們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何況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知識不斷貶值的大語境下，他們隨時有失業的風險，但社會能夠提供的保障幾近沒有。中產階層不得不疲于奔命，他們為生存而緊張、惶恐、惴惴不安，他們為保住飯碗謹小慎微、唯唯諾諾。自己尚且如此朝不保夕，又如何去保護與同情他人？

 

　　其次，中國中產階層很特殊的一點是，他們中的一大部分人本身就是體制的一部分。公務員、國企與事業單位、與權力相關的民營企業等，他們本身是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這就導致他們在社會公共事務方面的立場相對保守，自覺地與敏感問題保持距離，即便有不同意見也總是保留自己的態度。比如我們時常聽到青年基層公務員工作壓力大、待遇差，但實際上，他們的離職率只是“傳說”。北京市團市委歷時一年半開展了“北京市青年1%抽樣調查”，其中專門有一類叫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青年群體”。結果顯示：超過六成選擇一直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下去，7.6%考慮選擇學業深造，只有14.8%的受訪者考慮未來選擇創業/自由職業。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87.9%相信“我的家庭會過的越來越好”。

 

　　約翰·密爾早就在《論自由》里指出，體制內的人群很難從中萌芽出變革的力量。他這樣說道：“如果公路、鐵路、銀行、保險、大型股份公司、大學以及公共慈善事業等等，所有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會和地方議事會，連同目前所有交付它們管理的事務，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統的附屬；如果所有這些不同事業的雇員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終其一生每一升遷都需仰賴政府；那么，縱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機關，都不足以使英國和其他國家變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埃里克·霍弗在《狂熱分子》對中產階層的權力軟骨癥更是直言不諱：“不管一個言辭人之前如何抨擊當局，只要他的崇高地位受到當權者恰如其分的承認，他往往會找出各種高尚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么會站到強者一邊，打壓弱者。”是的，當你的收入、福利、升遷全部都依賴體制時，你又怎會輕易地挑戰體制？

 

　　災難降臨，欲茍且而不得

 

　　很多自私和犬儒的中產階層，只想著小富即安地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說的，“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于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沒有什么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金錢、消費與物質，使他們的注意力從公共事務上轉移。中國的中產階層狂熱地熱愛星巴克、蘋果產品、日本櫻花與馬桶、登山與跑步，這種“文化區隔”不僅給了他們自由（財務自由）與體面的幻覺，也讓他們與底層分隔開來——這提醒著他們：即便處境不好，但我們的小日子還是不錯的，不要有那么多怨言啦！

 

　　然而，在沒有約束的權力面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不是所有的災難，都為中產階層留下一條逃亡的安全通道。國產奶粉不可靠，你不反抗，你想著反正可以買進口奶粉，孰料連進口奶粉都有假；疫苗事故已不是第一次發生，你不反抗，你想可以到香港打疫苗，但現在香港不歡迎了……而更遺憾的是，有些災難似乎更青睞中產階層。你坐著動車打算到江南看山水，但在天災人難里你就踏上了不歸途；你辛辛苦苦攢錢買了房子，安了家，但一場突如其來的爆炸，瞬間讓這一切毀于一旦；你在小孩教育方面殫精竭慮地投入，貸款買了昂貴的學區房，但你不敢想象，學校與“毒地”竟然只有一街之隔；你努力學習考上北京的大學，畢業后找到不錯的工作，拿到北京的戶口，甚至買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但一個晚上你外出因涉嫌嫖娼被逮捕接著就“非正常死亡”了……很多人選擇了移民。前段時間微博上“移民爸爸”的一篇《再見北京》轟動網絡，引起無數共鳴。但絕大多數不能移民的中產階層呢？是選擇沉默和“裝睡”，還是喚醒自己的階層意識？楊絳先生去世在網絡上引起了知識精英關于“知識分子是否有權利保持沉默”的討論，其實深刻地折射了說與不說之間的困境：勇敢說“不”有用嗎？當說“不”意味著下墜的風險、恐嚇與報復，你是否能夠堅守？如果沉默是每個人的選擇，那么我們能指望誰來打破這萬馬齊喑？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身處夾縫中進退失據的中產階層，戚戚然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如涸轍之魚。

 

　　（作者是評論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