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王立軍的家。新京報記者劉子珩_攝

　　6月29日上午，山東省高青縣唐坊鎮政府院內發生血案，29歲的鎮干部李坤身中9刀。根據縣政府通報，犯罪嫌疑人是該鎮東王家村62歲的村民王立軍。

　　高青縣公安局已將王立軍刑事拘留。截至記者發稿，李坤仍在淄博市中心醫院救治，未脫離危險期。

　　據高青縣政府通報，事件起因為王立軍找到唐坊鎮有關負責人，要求為其作貸款擔保人，供王立軍個人購買汽車。李坤對王立軍進行說服勸阻時，突遭傷害。

　　唐坊鎮政府干部對剝洋蔥說，作為村里的低保戶，王立軍以上訪要挾，向政府要錢救助成了他生活的重要來源。

　　有學者認為，信訪壓力下，當地鎮政府與救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平衡。這種脆弱的平衡下，凸顯了鄉村貧困救助難題。

　　“我要貸100萬”

　　6月的高青縣唐坊鎮，鄉野間籠上一層薄薄的霧氣，麥子、玉米、棉花延伸在灰色的天際線里。

　　6月29日上午8點多鐘，有村民看見王立軍開著三輪摩托來到了鎮政府。13里地，大約要20分鐘。車上放著兩個鐵籠，一個大鐵鉗，是他用來裝狗販狗用的。夏天不是販狗的季節，他的籠子是空的。

　　鎮政府沒有門禁，王立軍開著車進去，沒人攔他。

　　進了鎮政府大院，依次經過食堂、宿舍、會議樓，就是辦公樓。辦公樓只有兩層，鎮委副書記王仕軍在一樓。

　　王仕軍回憶，他當時和縣里派下來的駐村干部陳強等人正在辦公室談事情，王立軍進門后，開門見山，表明來意：“我現在沒錢，你給我擔保貸款，我要買車。”

　　鎮干部們事后了解，在找王仕軍之前，王立軍已找過很多人。提的要求都是：他想買車，自己沒錢，要找人作貸款擔保。

　　多位東王家村村民說，這個62歲的老漢，在村里問了一圈，沒人搭理。

　　村民說，王立軍曾被判刑，加上名聲不好，借錢借東西從來不還，沒人愿意給他擔保。

　　唐坊鎮政府提供的信息顯示，王立軍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先后因為盜竊罪，扒竊罪兩次被判刑，兩次被勞教。

　　唐坊鎮分管信訪的蔡普敏回憶，自己也被王立軍找過一次。

　　王立軍問他：“能不能給我做貸款擔保？”

　　蔡普敏問：“你要貸款多少，干什么？”

　　王立軍答：“我要貸100萬，買個車收狗，再找個媳婦。”

　　蔡普敏拒絕了：“這個我擔保不了。”

　　多次碰壁后，6月29日，王立軍找到了鎮委副書記王仕軍。

　　王仕軍也沒有答應王立軍的要求。

　　在事后接受剝洋蔥采訪時，蔡普敏、王仕軍都表示，不管貸款多少，王立軍一定是有貸無還的，他們作擔保人，一旦貸款成功，還錢恐怕就要自己承擔。

　　見王仕軍不答應，王立軍坐在辦公室不走。不多時，李坤走進了辦公室。王立軍所在的東王家村屬于申家管區，李坤是管區書記。

　　“你看你平常也有低保，平常照顧的也挺好，你現在的條件不允許貸款。”王仕軍記得，李坤正在勸阻的時候，沒有征兆，王立軍突然拔出了刀，捅向李坤。

　　29歲的李坤，是體育特長生，一米八多的個子，身子壯實，但事情來得突然，他沒有絲毫防備。

　　李坤被王立軍捅了9刀，脖子、胸口、腹部、手臂，大腿都中了刀。鮮血涌出，染紅衣服。

　　一切發生的太快，王仕軍緩過神來時，李坤已經捂著肚子，向門外跑去。沒跑幾步，他跌倒在走廊里。

　　王立軍拿著刀，呆立在現場。很快，被出警的民警制服。

　　鎮干部李坤。

　　“他會賴上你”

　　東王家村在高青縣北部，57戶，200多人口。為方便管理，幾個村組成一個管區，東王家村屬于申家管區。

　　王立軍家在村子東頭，門口一片雜草，院里狗吠聲起伏。房子外墻斑駁，一道溝壑深嵌在外墻上，把墻垛與墻面的磚土分離。這間破敗的泥土房，和周圍鄰居們的磚瓦房形成鮮明對比。

　　村民們說，王立軍沒有正當職業，他有時做販狗生意。就是把收上來的狗賣到飯店。但這是門季節性生意，冬天有活兒，夏天蕭條，收入不穩定。

　　村民們告訴剝洋蔥，王立軍曾因盜竊罪兩次被判刑。刑滿后回到村里，他不種地，也不打工。四處借錢借糧，但通常有借無還。

　　一位村民說，王立軍好手好腳，卻好吃懶做，他有九畝地，自己不種租給別人種，每年收4000多元。

　　王友國住在王立軍斜對門，一次見王立軍實在揭不開鍋，就送了一袋麥子過去。不曾想，吃完麥子后，王立軍依然問他要。

　　“我是好心，又不欠你的。”王友國有點生氣。

　　“你不欠我的，當初為什么給我麥子呢？”王立軍的回答令王友國哭笑不得。

　　村民們說，王立軍小偷小摸的毛病也沒有改，一次偷鄰居家的電被發現后，他一錘子打掉了鄰居半顆門牙。

　　王立軍有一個姐姐王麗鳳，外嫁鄰村。王麗鳳說，對于這個弟弟，她已經寒心了，王立軍借糧借錢，卻總是有借無還。兩人已有多年沒有聯系。

　　王麗鳳說，他們最后一次見面，是2010年春節前，王立軍又來借糧，在爭執中把姐姐、外甥打傷。

　　按照村里人的說法，從監獄出來后不久，王立軍成了家，他的“老婆”是原來一位獄友的妹妹。說是成家，但兩人并未辦結婚證。

　　2005年，王立軍的女兒小雨（化名）出生。

　　在村里人的記憶中，王立軍還是很珍惜這個家，對老婆孩子都很好，一家人過了幾年安穩日子。

　　唐坊鎮副鎮長梁文寶介紹，轉折出現在2009年春天，王立軍在濱州打工時，他的老婆女兒出了車禍。“人在路邊溝道里被發現，三輪摩托翻了，大人死了，小孩還活著。”

　　失去女人之后，王立軍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從前，他不再外出打工，每天游蕩在村里，四處借錢借糧。

　　這一年，鎮里給王立軍辦了低保，每年4600元。根據低保材料顯示，給王立軍低保是“和小女相依為命且女兒年幼需人照料，致使一人無法正常勞作，生活特困難。”

　　梁文寶說，也就是從辦低保后，王立軍開始頻繁向鎮政府伸手要錢。

　　一位唐坊鎮干部分析，因為王立軍和親戚、村民們關系緊張，很難再“借”到錢物，他就把目光轉向鎮政府。

　　唐坊鎮多名工作人員均對王立軍印象深刻，他們表示，這些年里，王立軍一直用各種理由，找鎮里要錢，有時水管壞了，房頂漏了，他也到鎮政府要求政府出錢維修。

　　唐坊鎮信訪辦負責人蔡普敏記得，王立軍“幾乎每星期都到鎮上來。”在把女兒小雨送到學校后，早晨或傍晚，王立軍就騎著三輪摩托，來鎮里一趟，說說家里缺錢的事。

　　“早幾年是一個月一兩次，后來則成了一個星期一兩次。”另一位鎮干部感受到王立軍的要求越來越多。

　　梁文寶向剝洋蔥介紹，對王立軍合理的訴求鎮上會盡量滿足，但也不會滿足王立軍所有的要求。

　　蔡普敏說，對于鎮里的安撫救濟，王立軍沒有表現出知足。在一次次要錢成功后，他依然會接著要錢。

　　“我跟他說了，并不是每次要錢都能給你，都是有程序的。”

　　對于王立軍，蔡普敏也有自己的矛盾，一方面，“看到他生活真的很困難”，但是另一方面，“想幫助也不敢主動，因為他會賴上你”，況且，“我們也不能對他太過遷就，要不然別人會怎么想”。

　　根據蔡普敏的說法，出事前王立軍的低保和各類救濟，每月從鎮政府領取的金額1000元左右。

　　“王立軍的胃口越來越大，要求越來越多，難以被滿足，直到這次一開口就讓鎮干部為他做100萬貸款擔保”。一位鎮干部對剝洋蔥說。

　　唐坊鎮政府大院。新京報記者劉子珩_攝

　　“要挾式”上訪

　　2012年11月的一天，王立軍沒有通知任何人，帶著女兒去了北京。

　　據蔡普敏講述，王立軍在住店登記時，主動告知自己是來上訪的。

　　第二天凌晨一點，蔡普敏帶著管區書記、村支書一起，開車趕往北京。

　　清晨六點，他們見到了王立軍，問他，究竟有什么訴求來上訪？

　　王立軍回答，低保的錢不夠，養不活自己和女兒，希望來要點錢。

　　當天下午四五點，王立軍被接回了村里，同時得到了鎮政府的幾百元錢。

　　一位鎮干部說，從北京回來后，王立軍似乎找到了鎮政府的軟肋，每當重大節日，或者全國重要會議的時候，他會通知鎮里，準備去北京上訪了。

　　由于在鎮里分管信訪，蔡普敏對王立軍十分熟悉。他告訴剝洋蔥，王立軍與普通的上訪戶不一樣，既沒有上訪材料，也無上訪單位，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以上訪為要挾，找政府要錢。

　　最令蔡普敏頭疼的是，除了要錢，王立軍并沒有其他問題反映，但他頻頻地往北京跑，也令鎮干部們無所適從。

　　按鎮干部的說法，王立軍需要的也不是大錢，兩三百元就能滿足。在全國兩會等重要時期，鎮里給他安排在申家管區打掃衛生，每天50元工資，也算是變相給予補助。

　　鎮里也會派人幫他接送女兒小雨上下學，目的也是通過小雨“留住”王立軍。

　　一位鎮干部坦承，對于王立軍的這種“要挾式”上訪，唐坊鎮政府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信訪制度的壓力下，又不能聽之任之。他們只能采取訪前看，訪后接的方式，但總有疏忽。

　　2012年之后，王立軍又去了兩次北京。最后一次是在今年春節之前，村支書王慶林說，按要求，他應該和蔡普敏一起去北京接王立軍回來，但那時正好是大雪天，高速都被封了。沒有辦法，他們只能通知北京方面，幫忙先給王立軍買張票送他回來，車票錢再轉過去補上。

　　“他就是一個麻煩制造者。”蔡普敏說，全鎮像王立軍這樣的低保戶不少，但真正給鎮上帶來麻煩，以缺錢為理由靠上訪要錢的，只有王立軍一人。在2013年信訪排名還沒有取消時，鎮里出了王立軍，作為分管干部，他的壓力尤其大。

　　信訪機制的軟肋

　　2013年3月，申家管區書記換成了李坤，他也成了這幾年與王立軍接觸最多的鎮政府公務員之一。

　　李坤生于1987年，煙臺大學法學專業、運動訓練專業畢業，2009年8月，考取大學生村官，到唐坊鎮工作，任唐坊鎮和店村黨支部書記助理。2011年8月，李坤考取山東省委選調生，再次分配至唐坊鎮。

　　李坤在當地有不錯的口碑，唐坊鎮干部們向剝洋蔥介紹，這個年輕人上進有為，曾被評為山東省優秀大學生村官、山東省優秀團員、淄博市優秀團員。

　　鎮干部們說，比起旁人避之唯恐不及，李坤對王立軍照顧有加，只要政策允許，他總是會滿足王立軍的要求，比如幫王立軍買電話，充話費，看病，申請補助，在村里人看來，除了他，沒有誰能對王立軍這么好。

　　蔡普敏回憶，春節前王立軍從北京上訪回來，李坤給王立軍帶去了米面糧油，讓他安心過年。

　　但就是這位在旁人眼里對王立軍最好的李坤，卻被失去理智的王立軍連捅了9刀。

　　李坤被送往了縣人民醫院，進入重癥監護室，第二天凌晨，又被轉至淄博市中心醫院重癥監護室。

　　據淄博市中心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王世富介紹，李坤身上多處受傷，比較嚴重的是胸口與腹部的傷，由于傷及肺部、脾臟等器官，目前仍未度過危險期。

　　申家管區辦公室，曾經李坤的工作地，現在王立軍女兒小雨住在了里面。

　　由于父親王立軍被刑拘，唐坊鎮政府派出四位工作人員，對小雨進行照顧。他們還不敢告訴這個小女孩，她的父親用刀捅了人。

　　王立軍事件發生后，有專家學者就此發表觀點，認為此事件凸顯了鄉村貧困救助難題。

　　有學者稱，在復雜的現實環境中，鄉村貧困救助也呈現復雜局面。發展為暴力事件雖然是王立軍的個人問題，但是類似的以上訪為砝碼的求助者卻不是個案。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信訪體制的特殊性，造成了現在的局面。“信訪體制解決了絕大多數問題，但是它也產生了非常特定的問題。大多數上訪者是為了解決問題，但是少數偏執的上訪者，通過這個體系獲得了不應該獲得的好處。”

　　賀雪峰說，對政府救濟有無限要求的群體在基層十分普遍。“這個群體他看到了信訪機制的軟肋，你也不敢把他怎么樣，他去上訪，上面就要下面解決，基層往往只能用金錢、低保各種福利來收買他。其中有些人就會發現，只要我上訪，政府就會給我好處，最后小好處他還不滿意，他要更大的好處。”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解決此類困局的途徑在于，利益分配的渠道機制要有變化，尤其是低保之外的非常規救助，決策權要由現在的鎮政府下放到村里。

　　“有些上訪者抓住了基層政府害怕上訪的弱點，如果政府把一些權力下放到村一級社區，這些人有生活需要只能去村里面溝通，形成這種機制。而一般來說，農村社會的社區精英對貧困群體是有影響的，因為熟人社會在小范圍內會起作用，形成道德壓力。”黨國英對剝洋蔥說，“如果還有極個別的人依然胡鬧，那就沒辦法，只能依法辦事。”

　　文｜新京報記者劉子珩 實習生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