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 杜大偉（David Dollar）

 

　　中美貿易導致了美國制造業的就業流失，對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形成了威脅。今年大選期間，中美貿易這一重要問題也成為了美國兩黨極力解決的焦點。不久前，唐納德·特朗普在演講中稱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并提議對中國提高關稅以及取消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但這些措施并不太可能消除貿易給美國藍領工人帶來的沖擊。

 

　　首先，關于高關稅。美國制造業從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越來越小，這是一個長期趨勢。它反映了一個客觀現實：相較服務業而言，制造業更容易實現自動化及生產力提升。從生產角度來看，美國仍然是制造業強國，只是它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去實現產出。中美貿易加速了這一發展趨勢，這對美國是不利的，因為緩慢調整比已然發生的快速調整要容易。但現在對中國產品施加關稅純粹是江心補漏。圍繞服裝、鞋類及低端電子產品的就業，是不會再流回美國的。針對中國的關稅只會將這部分的生產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果美國嘗試抵制所有來自低收入國家的進口，這等同于想終結開放貿易體系這一國際政治經濟穩定的因素。即便沒有報復行動，這對美國的經濟也不太可能有利。但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其他國家一定會采取相應的報復行動，特別是具有經濟實力和易受民族主義左右的中國。

 

　　貿易保護政策會適得其反，并產生很多不利于美國工人的負面效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其他政策措施可以解決現有問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就是最顯而易見的措施。在短期內，這將創造就業機會，而在長期又能提高經濟生產力。另一項明顯的措施是，從學前教育到成人教育，全面改善整個教育系統。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確定性，美國工人和社區需要更多的支持；政府應該提供這種支持，這比在經濟上對其他國家豎起高墻要更有效。

 

　　第二，指責中國操縱匯率。這又是一種陳舊思維。十年前中國政府的確嚴格管控以保持低匯率，但2005至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25%。2007年至2015年，中國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貿易順差的廣義測量）占GDP比重從10.1%降至2.7%，人民幣升值正是原因之一。過去一年，隨著國內投資機會的減少，大量資本外流，人民幣在中國貨幣市場面臨貶值的壓力。中國央行不斷進行市場干預，以保持人民幣的高匯率，而不是低匯率。美國應該贊成中國政府的貨幣干預政策，因為人民幣高匯率有助于穩定當前世界經濟。2015年，美國國會通過法令，對匯率操縱國這一概念作出了嚴格的界定；中國目前在拋售外匯儲備而不是積存，所以它并不符合匯率操縱國的標準。

 

　　第三，關于TPP。中國目前并不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參與方，而如果協定得以實施，中國必須先得到美國的同意才可以加入。美國與TPP談判國的關系與中美關系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比。TPP成員國約10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恰巧和中國持平。但美國和其他TPP成員國的貿易關系要平衡得多——比如美國對其他TPP成員國的出口額是對中國的六倍，對外投資是對中國的15倍。換句話說，TPP團體是一組更加開放的經濟體。TPP協定不僅會加深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同時也會解決勞工和環境標準相關的重要問題。

 

　　事實上，中國對外國投資和進口仍然相對封閉，這令美國有一種受挫感。坦白地說，美國并沒有多少籌碼能強迫中國更加開放。相對中美經濟關系，中國領導更重視的是國內政治穩定和與周邊國家的鄰土爭端。針對中國實行的貿易保護政策，很可能會引發中國的報復性措施，而并不會使中國突然變得更開放。美國更明智的策略應該是與意向相投的國家加深一體化進程，這包括已經參加TPP談判的國家及歐洲盟友。美國的出口貿易創造了很多好的就業機會，美國應該做的是鼓勵更多國家遵守世界貿易規則，而不是發起一場沒有贏家的貿易戰。

 

　　作者簡介：杜大偉（David Dollar）是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的資深研究員。他是中國經濟以及中美經濟關系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2009年至2013年間，杜大偉曾任職美國財政部駐華經濟與金融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