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荔枝角一露天停车场的人为纵火案。资料照
今时今日，香港依然隐藏不少「都市炸弹」。
牛头角淘大工业村的一场火，夺去了两名消防员的宝贵生命，便揭示了星罗棋布的迷你仓乃是「都市炸弹」。
西环观龙楼的另一场火，更造成四人死亡，这包括了一家三口，以及毗邻怀疑纵火他杀兼自杀的独居精神病汉。这场火，虽没牛头角那场般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却无疑揭示了香港的另一个「都市炸弹」，就是精神病患问题。
涉精神病患血案时有所闻
其实，精神病患造成的失常血案，一直时有所闻。
最近，德国在一星期内接连发生4宗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伤，当中，至少两宗的施袭者有精神病记录。而在日本，一名曾强制接受精神病治疗的青年，则持刀在残疾人士院舍见人斩人，酿成19死26伤。
本港方面，涉及精神病患的伤人或致命事件，基本上年年皆有。
2016年，除了上述所提纵火案外，年初亦有精神病患者，分别在大角咀和元朗「无差别」追斩途人或以刀伤人。
2015年，沙田美林恏一名老翁遛狗时遭人徒手殴打致死，凶徒便疑患有自闭症。
2014年，秀茂坪宝达恏的一家四口，突然被一名七旬精神病邻居施袭，三母女逃入升降机却不幸被追上，母亲於密室内以身保护两女时遭狂劈十多刀身亡。
2013年，西环一间安老院，一名患上精神分裂症的86岁老翁，半夜以金属拐杖狂砸院友面部，院友伤重死亡。
2012年，上水彩园恏原本最后一天上班的保安员，忽然被精神分裂住客持刀追斩，负伤逃生两层楼期间身中廿多刀毙命。
2011年，将军澳4名途人分别於12小时内遭精神病汉斩伤，当日区内一度人人自危。
2010年，葵盛东恏一名独居精神分裂男子，手持军刀先后在两栋大厦见人就捅，短短15分钟内酿成2死3伤，包括了住客和物业管理人员。以上所举，仅是该年较为轰动的新闻，实际个案绝对不限此数，特别考虑到好些案件未必上报。然而，即使如此，难道上面提及的一宗宗血淋淋悲剧，还不够多吗？还不够严重吗？还不足以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吗？抑或是，大家已经对此感到麻木：「反正普遍，有何大不了？」准确厘清精神病定义
近年来，香港社会的确愈来愈关注精神健康问题，政府的资源投放亦愈来愈多；然而，关注的方式却非针对解决问题，而是倾向隐藏问题，另外投放的力度亦远未足够。
「精神病」三个字，近年无疑被大幅「漂白」，这对消除社会歧视，以助精神病患重获新生，当然具有非常正面的作用；不过，同一时间，将高风险患者包括有严重暴力倾向或严重刑事暴力记录的，与一般低风险患者混为一谈，一律皆以「精神病」三个字一概而论，却令公众难以聚焦讨论及针对管理有关风险。
政府资料显示，医管局於2013年接获的精神科专科门诊就诊人次，便高达77.5万，几乎相当於全港人口的10%，而由医管局照顾的精神病患个案，亦多逾20万人，两个数字无疑使社会哗然，甚至产生「精神病很普遍」「精神病只是都市病」「你和我，分分钟都是精神病患者」等印象。
可是，这个「精神病」的定义，其实包含着程度之分，查医管局的分类便包括了严重精神病、情感性精神病、与压力有关的精神病、学习障碍、使用精神活性物质而引起的精神病、与生理紊乱和身体因素有关的行为综合症、人格障碍等。
打个比方。有人忽然打喷嚏，当然可理解为一般鼻子痒，但也可理解为普通伤风，严重一点可理解为感冒，再严重的话更可是沙士。当前问题是，鼻子痒与沙士，在社会认知的分类上被列作同一「喷嚏」类别。现在严重精神病患，亦与学习障碍之类，竟然一同被社会归纳为「精神病」类别，其结果，当然是大大模糊了公众对精神病患的认知。
当然，沙士患者必然危及公众，甚至必须隔离处理；但严重精神病患则未必，不一定对市民构成危险。的确，严重精神病患绝非百分百都会持刀斩人，也不见得一般人的伤人谋杀比率会较精神病患为低。但正如不是每一个迷你仓都会爆发火警，又是否意味相关隐患可以完全抹去？毕竟，精神病患与一般人不同，尤其见诸动机和施袭模式，此所以出现不少「无差别」和严重的伤人谋杀情况，亦所以上述德、日血案也一度令人联想到恐怖袭击。
诚然，不要歧视精神病患，绝对是道德正确的社会教育；惟同一时间，也不要轻视严重精神病患对社区构成的风险。
所以，实有必要准确厘清「精神病」的定义，尤其要将特殊的、高风险的患者区别出来，好使社会大众能够充分认知，不要继续误将「精神病」三个字等镕视之。
医护供不应求问题严峻
事实上，医管局资料显示，全港严重精神病患大约有4.5万人——当中，包括了有严重暴力倾向或严重刑事暴力记录者（可惜，文件并无提供该实际数字）。
对此，政府究竟有何相应政策？
或者基於人权及人道原则，国际做法已避免使用昔日的精神病院监护模式，转而采取医院及社区护理并重的方法，是故许多大型精神病院都已关闭并成历史。香港亦然，不过，却有点东施效颦，在条件尚未许可的情况下就急於仿效，甚至根本不够人手去落区跟进每一严重精神病患——试问，这又怎能有效管理？
对比全港20.5万精神病患及4.5万高风险个案，首先，以监护模式看，现时医管局的精神病床位只有4000张左右，每年仅能照顾到1.4万名病人，至於社署方面，针对精神病患的长期护理院、中途宿舍、辅助宿舍三者的名额，合共亦仅涉3000多个——凤毛麟角的床位和宿位供应，无疑意味很大部分的精神病患都是采取了社区护理的模式，这包括为数不少的严重个案。
某程度言，如果医护跟进服务完善，包括确保居家治疗的精神病患定期复诊和按处方服药等，社区护理的问题其实未必太大。可是，这个环节的供不应求问题亦极之严峻。
针对高风险患者，即有严重暴力倾向或严重刑事暴力记录的，医管局已特别设立危机介入小组专门应对，可惜，由医、护、社工担任的个案经理仅得数十人，并只能照顾到一两千个案，照顾效能可谓非常有限。至於针对「等而下之」的严重精神患者，则迟至2010年，即发生上文提到的葵盛东恏惨剧之后，当局才推行个案管理计划，实施初期服务仅能覆盖全港18区的其中3个，而迄今亦恐不够应付全港所有严重精神病患。同年，社署亦在各区成立了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虽然至今服务人数超过4万人，但对象仅为低风险的精神病康复者和怀疑精神有问题人士。可以看到，本港医护供不应求的问题非常严峻，亦可预期，不少精神病患都缺乏妥善跟进。
香港近年实已大增精神健康服务的投放，但与英、澳等地相比仍存庞大差距。立法会文件显示，截至2009年，英格兰和澳洲两地的精神科医护人员数目，以每一万人口计算，精神科顾问医生有0.4至0.8个，精神科护士或注册护士约有5至8.6个，临床心理学家则有0.7个至1.3个；反观香港，直至2012年，虽然已见增加人手，但每万人口仍仅得0.46个医生提供精神科服务，当中尚嫌滥竽充数包括非精神科医生，至於精神科护士和临床心理学家，更分别仅有2.9个和0.075个，亦即只及英澳的一半甚至廿分之一！
所以，当务之急，乃是继续增加资源、增聘人手，从而不断填塞社区护理供不应求的缺口。岔一笔说，如果立法会早前通过了医委会改革方案，在引入海外医护方面必然容易一点；始终，香港难以像魔术棒般，一时三刻产出太多精神专科的医护，查2012年末全港提供精神科服务的医生有334个、临床心理学家有54个，比较3年前分别增加了46个和17个，显示单靠本地供应实在极微极慢。
当务之急：续增资源
惟无论如何，社区护理还是潜藏风险。一方面，亲友未必懂得照顾精神病患，更遑论独居的病患，另方面，居家治疗亦可能对病患身边的人造成影响。
事实上，上文所引的血案中，首当其冲的遇害者，往往都是病患的家人和邻居，其次就是社区内的其他人，而涉及地点则多在基层密集的公共屋恏（严重精神病者一般收入较低，故多居於此）。
非常不幸，2012年秀茂坪恏便有宗血案，一精神病汉疑因妻子劝说服药而突然发狂，先后斩死其妻及斩伤两女和契妈。刚刚发生的西环夺命纵火案，起因则是独居的精神病汉被投诉收音机声浪过大。凡此种种，均说明精神病患在居家护理及融入社区等方面的问题。
其实，早於2010年葵盛东恏血案之后，医管局曾经就此发表检讨报告，一大建议乃引入「社区治疗令」，即针对病情严重但未至入院的精神病患，规定必须按时复诊、与家人同住、接受社康护士家访等，否则就要强制入院。当时，有意见认为，由於立法需时，加上资源尚未配合，所以一直悬而未决——惟直至6年后的今日，「社区治疗令」的实行依然杳无音讯。
的而且确，「社区治疗令」未必是灵丹妙药，因为现行法例已经赋予当局一定权限处理高风险精神病者。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136章第31条，医管局实已被赋予权力向法庭申请，将高风险精神病患羁留到精神病院。可是，或许基於床位不够，每年入住精神科病房的人次仅约1.2万左右，而入住者甚至最短住院数天便会出院，过去年均出院人次便有1.6万。
所以，最后的最后，针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解决供不应求的大问题，这实乃一切的大前提。有谓巧妇难为无米炊，不管推出什麽政策，由引入「社区治疗令」，到要求精神病人出院后提供居住状况，以至建立精神病患疾病资料库等等，如果没有足够的医护、没有足够的资源，也必陷入无兵之将、无粮之师的窘态。
说到底，精神病患没有原罪，正如沙士病患一样，最佳应对是争取圆满治癒，其次乃控制病情，减轻对社会的影响，至於长期隔离则只应作为诉诸最后的下策。不过，如果未能够治癒高风险精神病患，又没妥善措施确保其复诊服药，而最后又不实施隔离的话，就无异於将「都市炸弹」扫入地毯底，只能心存侥幸寄望不要在自己身边爆炸罢了。
李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