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吉迪恩.拉赫曼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往往將到訪中國宮廷的外國人當成“蠻夷”對待，認為他們理應向中國皇帝朝貢。這與現代中國領導人對外交往的方式存在遙相呼應之處，正如2013年11月我作為一群外國訪問者中的一員，在北京受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時所發現的那樣。這些訪問者中有很多顯赫人物，其中包括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意大利前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還有多位西方億萬富翁。然而，這些外國大人物卻被當成小學生一樣對待。

 

　　首先，我們被引入人民大會堂空曠的中心區域；之后被排成一排坐在長凳上等待與習近平合影。過了一會兒，習近平大步走進房間，與眾人握手（“我觸摸到他了，”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裝作敬畏的樣子驚嘆道），隨后擺姿勢合影。

 

　　幾分鐘后，習近平開始講話。他坐在宴客廳的中間位置，身后是一幅巨大的壁畫（上面畫著長城），頭頂懸掛著吊燈，一眾西方前領導人在他身前排成半圓形。他在演講一開頭就這樣提醒訪問者：“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從某些角度而言，這是一句套話。不過，中國意識到自己有幾千年歷史，這種自知自覺從根本上影響著這個國家對自身的理解。這種自知自覺也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中國在某些方面把美國視為后起之輩——一個建立不足250年的國家，其歷史甚至比中國大多數朝代存在的時間都短。

 

　　習近平對重建中國財富和實力的決心是其講話的主題。他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曾多次在外國聽眾面前提到這個口號。但是他也急于安撫他的聽眾——中國的崛起不會導致它與外界的沖突。“我們需要共同努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具有破壞性的緊張局勢，”他堅稱。

 

　　習近平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他（或他的下屬）一直關注著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辯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理論創造了這個詞。修昔底德指出，公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是由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擔憂所引起。艾利森發現，自1500年以來，共出現過16次守成大國和新興國家相對抗的情況，其中有12次最終導致了戰爭。

 

　　盡管習近平試圖打消人們的疑慮，但是美中之間的戰略緊張局勢無疑正在升溫。過去一年，中國試圖通過在南中國海上建造人工島嶼和軍事設施，來強化其對南中國海大部分區域具有爭議性的領土主張。作為回應，美國海軍故意駛過了爭議海域——激起北京方面憤怒的言辭回應。

 

　　美中之間的對抗是國際政局最突出、最危險的議題之一。但是東亞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只是大局的一部分。奧巴馬執政期間的特點是，全球出現了一系列挑戰西方對國際政治主導權的事件。在中東，20世紀初主要由英國和法國建立、在1945年后由美國維持的國家體制，如今正在暴力和政治混亂中崩塌。在歐洲，2014年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標志著自1945年以來歐洲大陸上首次出現武力吞并領土的事件。

 

　　這些事件看上去是地區性危機，貫穿其中的的紅線則是，西方越來愈無力作為穩定和力量的標桿，在這個混亂的世界里發揮維持秩序的作用。在美國，批評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人往往主張，西方的弱勢要怪奧巴馬本人。但事實上，這背后有更深層次的歷史因素在起作用。自從歐洲殖民時代開啟以來，在500多年時間里，在歐洲（后來是美國）發生的事情、做出的決定，左右著亞洲、非洲和美洲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但是，西方對國際事務長達數百年的主導如今正在走向終點。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亞洲過去50年來經濟發展的出色表現。西方政治實力的基礎是其在技術、軍事以及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但是如今這些優勢正在迅速消失。這一事態的后果眼下正在全球政治領域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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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當我作為一名外國記者第一次來到亞洲時，以下這一觀點所描述的前景似乎仍然遙不可及：亞洲崛起有朝一日可能威脅到西方對地緣政治的主導。那時，中國正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顯然仍是一個貧窮國家。即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大街上的輕便摩托車仍多過汽車。浦東那些如今象征著這個城市財富的耀眼的摩天大樓，當時還只是建筑師們的藍圖。即便在那時，中美之間也存在著軍事緊張局勢。但當北京方面1996年試圖通過在臺灣周邊海域試射導彈來威懾這個“反叛之省”時，美國迅速向該地區派出航空母艦——結果北京退讓了。那時，美國毫無疑問仍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二十年過去了，如今中國正以越來越大的決心挑戰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但要真正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時代的意義，需要回到歐洲開始帝國主義擴張之前的那個時代。15世紀伊始，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經濟、政治的實力與先進程度，至少與歐洲水平相當。伴隨15世紀90年代歐洲偉大的航海探險活動，全球力量平衡開始傾斜。1492年，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熱那亞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橫穿了大西洋。1498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了印度。

 

　　隨后幾個世紀，歐洲在軍事、航海及工業技術方面的優勢使得部分歐洲國家建立起全球帝國。到20世紀初，僅大英帝國就覆蓋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陸地面積。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后的反殖民化浪潮導致了歐洲帝國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的崩潰。但二戰后崛起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延續了西方的霸權。冷戰期間，政治上不屬于“西方”的蘇聯是另一個大國，但即便蘇聯也是一個歐洲大國。

 

　　然而，過去50年間，西方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已經被一步步侵蝕。亞洲經濟巨變首先顯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然后是70年代的韓國、臺灣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從1980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這一增速由日本在60年代開創）。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之后，印度也增長強勁，盡管不像中國那么快。

 

　　具有象征意義的時刻出現在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9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如今，中國變成了“第一”。中國崛起只是更大范圍內經濟實力重心轉移的一部分。IMF的數據顯示，如今世界前四大經濟體中有三個位于亞洲。中國位居第一，美國第二，印度和日本分列第三、第四。

 

　　經濟實力重心向亞洲轉移的根本原因很簡單：人口的比重。到2025年，世界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將生活在亞洲。相比之下，美國將占世界人口的約5%，歐盟約占7%。

 

　　瑞典卡羅琳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巧妙地總結了這一點，她說世界的密碼是“1114”，意思是：地球上70億人口有約1個十億生活在歐洲，1個十億生活在美洲，1個十億生活在非洲，還有4個十億生活在亞洲。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達到90億，這一密碼將變為“1125”——非洲和亞洲各增加1個十億。

 

　　幾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財富差距、技術鴻溝如此巨大，使得西方國家能夠主導國際事務和全球經濟——不受人口多寡影響。但亞洲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里快速的經濟發展意味著，這種財富差距已顯著縮小，以至于亞洲的人口比重開始改變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對亞洲崛起影響的擔憂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左翼——以及當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代表的民族主義右翼——極為關注的是亞洲崛起對西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響。然而，大部分美國建制派往往存在的一種傾向是，認為亞洲崛起是幻覺或曇花一現，不會真正威脅到美國的頭號大國地位，因而不足為懼。任何暴露出亞洲（尤其是中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短處的跡象都會被揪住不放，而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中國的示警信號可一點兒也不少。

 

　　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或亞洲增長放緩將不再影響大勢。讓中印兩國能夠爭取大國地位的經濟發展已經實現。西方各國政府里最資深的分析人士已經認定，經濟實力的重心將繼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且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將轉化為戰略力量。美國情報體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匯集了包括中央情報局(CIA)在內的所有美國情報機構。2012年，該體系內負責戰略思維的核心機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曾預測，“按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口規模、軍事開支以及科技投資計算，到2030年，亞洲的全球實力將超過北美與歐洲之和”。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還毫不避諱地詳細描繪了該趨勢對美國力量的影響。它寫道：“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自1945年開始美國支配國際政治的時代——正在快速走向終結。”從隨后四年的局勢變化來看，這份在奧巴馬即將開始第二個任期前發布的報告似乎很有預見性。美國坐視敘利亞的戰事不斷升級，俄羅斯（冷戰后喪失大國地位）再度成為歐洲安全的威脅。

 

　　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治下和平在太平洋地區受到的威脅或許才是最事關重大的。美國人知道，亞洲如今是全球經濟的核心。因此，奧巴馬政府的一項標志性外交政策就是“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將軍事、外交資源轉移至亞洲，以應對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以及中國崛起的挑戰。在如何以及何時運用美國的力量方面，奧巴馬政府也一直試圖采取一種更謹慎、更策略性的方式。美國有意不再深度介入中東事務，部分原因是其正試圖保存實力和資源以對抗崛起的中國。然而，力量也跟形象有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看到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決在歐洲及中東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反過來也對美國在亞洲本身的力量能持續多久產生質疑。

 

　　歐洲盟友的長期問題也一直在削弱奧巴馬政府維持美國治下和平的能力。雖然有很多指責都認為奧巴馬政府“軟弱”，但事實是，美國無疑仍是西方聯盟最強大的一部分。由于歐洲經濟陷入危機、軍費開支下降，美國如今承擔了北約(Nato)近75%的軍事開支。

 

　　雖說特朗普前后矛盾、言辭粗魯，但他卻準確指出了東方化時代美國力量遭遇的一些新出現的困境。他質疑美國在財政上能否繼續擔負得起這一重擔，即保護歐洲及亞洲盟友免受俄羅斯或中國的潛在攻勢侵害。他還極力攻擊為亞洲崛起提供了國際經濟框架的“全球化”及“糟糕的”貿易協議。

 

　　因此，對中國而言，特朗普主義可能既帶來危機，也帶來機遇。在地緣政治層面，特朗普有過念頭要撤回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這將拱手讓出北京方面渴望在其周邊地區得到的勢力范圍。但在經濟方面，特朗普明目張膽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嚴重限制美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的開放，從而對所有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構成威脅。

 

　　對希拉里陣營及多數美國建制派而言，特朗普的政治方案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是離經叛道的。不久前在費城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聽到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中堅力量——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湯姆?多尼倫(Tom Donilon)——明確表示，維護全球市場開放和美國的聯盟體系（像自1945年以來一樣）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支柱。

 

　　如果希拉里在11月大選中獲勝，這意味著美國將堅持這一久經考驗的路線。但經濟和政治力量重心東移意味著，無論誰入主白宮，西方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日子都行將結束。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他的新書《東方化》(Easternisation)日前由英國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