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一篇超過十萬閱讀量的文章《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在朋友圈傳播，將數年前曾以“電擊療法”戒網癮受到輿論關注的楊永信再次拉回公眾視線。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了一些當年接受過“電擊療法”的年輕人，他們講述了當年和此后數年的經歷。

　　這是一場沒有計劃的私奔。一個小包，從家里偷出來的4000元錢，是張旭同所有的財產。

　　他不敢帶手機，他怕親戚找過來，再一次把他送進網戒中心的“13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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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邊攤吃飯的時候他要找有遮擋的，公共場所要找門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爾見到山東車牌的車子特別是臨沂的，哪怕繞兩條街都要躲著走。

　　出發前，張旭同在夜市買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長的刀具，別在腰里。他決定萬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結了自己。

　　可這把刀直到最后也沒派上用場，哪怕只是削個水果。

　　一

　　從2006年至今，超過6000人在“四院”接受過治療。

　　2009年，衛生部一紙禁令，叫停了電休克治療儀在網癮治療的使用。網戒中心把“電休克治療”改為“低頻脈沖電子治療”。

　　但7年過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斷送到這里，成為網戒中心的“病人”。

　　對很多人來說，“四院”是一個忌諱的名詞。他們更愿意用“那兒”來替代山東省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

　　張旭同第一次進“四院”是2007年，當時那里還沒那么大爭議。他在通宵打游戲時，能看到網上有人喊“小心你被電”之類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電了。

　　父母找了幾個親戚強行把他從在網吧帶了出來。16歲的張旭同很平靜，一臉“要殺要剮隨便你，反正我還會跑出來”的表情。

　　他很聽話地跟著走，到了“四院”下車一看，心中想著“就這樣？不過如此”。

　　網戒中心“電擊”治療的房間門牌為13室。在這間屋子里，有個穿白大褂的人對他說：“來，我們做個檢查，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網癮。”說罷，8個盟友用力按著他的身體，給他嘴里塞進了牙套。

　　一陣“滴滴滴滴”聲之后，有人拿著兩個白色小棒，從他的眉心往兩邊太陽穴上滑。瞬間，張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類似于閃電，貫穿腦袋左右，猶如兩個小錘用力敲擊著太陽穴。

　　他想掙扎卻動不了，只能張口大罵。可“他媽的”最后一個音節還沒說出口，第二輪“閃電”又一次來襲。第三次，第四次……

　　一個聲音問道：“還罵嗎？”

　　“不罵了。”

　　“知道自己為什么來這里嗎？”

　　“不知道。”

　　張旭同眼前的閃電又開始交織。他只能意識到自己發出了“嗚嗚嗚”的聲音。

　　“我不聽話……”

　　“等會兒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說嗎？”

　　“知道，我好好說。”

　　“好。讓他起來吧。”

　　盟友松開手，張旭同下床的時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來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

　　他至今無法用語言說清那種感覺，“那種對人心理的把控，讓人確實感受到你是真的錯了，電擊會讓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說《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門見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著他們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種餓了想吃奶，想找媽媽”。

　　母親也抱著他哭，那種“喜極而泣，我兒子好像回來了”的感覺。

　　相比于張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幾個月到的江一帆顯得平靜得多。輟學打了兩年游戲，厭倦每天“殺殺殺”后，江一帆主動向父親提出要治療“網癮”。于是，父親把他帶到了“四院”。

　　入院時接待他的正是張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這個高高瘦瘦、表情嚴肅的班委是個狠角色，“給人一種壓迫感，睚眥必報”。

　　二

　　江一帆回憶，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給舉報了。

　　入院電擊后，體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頭暈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親覺得悶就去外頭轉了轉。誰知道獨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違反了“不能獨處一個小時”的規定，又一次接受了電擊治療。

　　電擊治療在這里被稱為“點現錢”。直接被“點現錢”的行為共有86條，比如 “忽悠家長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藥”“上廁所鎖門”等，抽象的如“嚴重心態問題”“執行力不足”“挑戰楊叔模式”“在點評課上帶有不接受情緒”等。

　　“每一次電擊，需要交治療費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療，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

　　平時，孩子們互稱為盟友。盟友中選出班委，負責管理盟友；每個孩子都有家長陪同，再從中選出一些家長作為家長委員會，監督家長和盟友。

　　舉報他人在這里是被鼓勵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會報告他人的違規行為，這些違規行為以畫圈的方式被記錄下來。盟友每滿5個圈就需要被電擊一次。

　　最開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復著死板的生活：上午上點評課進行思想教育；下午軍訓；晚上寫日記，記錄一天感想。

　　他以為只要“少說”，就能安然度過這幾個月的治療，不過后來他發現這個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學習委員問江一帆，為什么日記里把自己寫得那么“積極”，而點評課舉手發言卻不積極呢？江一帆說：“沒有不積極，只是我偏內向。”

　　結果這件事情成為點評課上討論的焦點，主題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課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號室”，接受電擊。

　　有時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為在窗邊站了一會兒，就被認定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電擊。

　　江一帆發現，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親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藥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覺得非常平靜，后來察覺到自己反應遲緩，做事總比別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來了母親的不滿，認為他在對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辯駁了幾句之后，母親舉報了他。被認定為“過于情緒化”后，他又接受了電擊治療。

　　被電次數多了，江一帆甚至能總結出不同的電流穿過大腦時的感覺。

　　“當電流為10毫安的時候，看到的是電視雪花點，當電流是20毫安的時候，看見的是一條黑白線。當電流是30毫安的時候，是一條更粗的黑白線。”

　　他還總結出“自保”的三條鐵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討好“掌握生殺大權”的班委和家長。

　　一次軍訓，一個盟友只因說了一句“我累了”，結果第二天就被班委舉報，接受電擊治療。理由是“思想負面，不接受改造”。此后，這位盟友語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換成了“不勤快”。

　　他還曾目睹過身為班委的張旭同，對一些看著不順眼的盟友，立馬施以50個俯臥撐的懲罰。

　　三

　　如今，張旭同在一家穩定的事業單位上班。

　　談起當年當班委的日子，張旭同一下子來了興致，“有種特權階級的感覺”。

　　班委張旭同手中的權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順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將對方送進“13號室”。

　　不僅如此，班委還享有更多自由，“就像縣級干部一樣，很多事情刷臉就可以。班委找個理由就能走出緊閉的大門。”張旭同說。

　　他批改盟友日記時，會仔細檢查文字里有沒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頭，如果日記中出現“被管教”3個字，他會以“不服從改造”為由送對方接受電擊。

　　可能因為那屆班委的行事過于張狂，不少盟友稱他們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議要罷免班委。

　　不過，那些舉手贊同罷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電擊治療。

　　張旭同說，每天最開心的時候是趴在床鋪上寫日記。由于床鋪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著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著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運氣好，他會成為“別動隊”成員，出去放放風。“別動”二字就是“站著別動的意思”。隊伍專門逮捕那些因為行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進“四院”的“再偏”盟友。

　　張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東泰安抓人。晚上9點，四五個人乘著一輛金杯救護車出發。第二天凌晨1點，車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網吧門口。

　　張旭同在里頭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這個人他認識。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當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點放松。”張旭同說，“不是那種信任的感覺，是那種‘我終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欄目里常說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為愛情，張旭同應該不會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結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療。

　　在那段日子里，張旭同覺得自己的支點就是愛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點微光。

　　一天黃昏，張旭同和副班長一起，偷偷來到網戒中心的電腦房，把電腦屏幕的光亮調到最低，打開女友的QQ空間，留下了一句話：“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戶透出的屏幕微光“出賣”了張旭同。他們被家委會的一名家長路過，抓了現行。

　　當晚8點多，很多盟友被叫進了“13號室”圍觀。江一帆就在現場。據江一帆回憶，晚上9點多，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匆忙趕回醫院來做治療。

　　在接受治療前，張旭同站在二樓的窗邊，看見了樓下的母親。天有點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臉，只聽見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無比絕望的話。

　　“加大劑量，電死他！”

　　電擊很快開始，張旭同不僅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壞事”，以求減輕痛苦。幾個班委在陸續接受電擊治療后，他們又反過來指認了張旭同在廁所里辱罵楊永信的事情。

　　剛休息一會，他又被自己“出賣”過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電擊床。

　　據江一帆回憶，當時十幾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調開到16攝氏度，卻依舊燥熱。大家圍著治療床站著，最靠近床邊的是新來的盟友。房間里沒有鐘，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有人渾身哆嗦、有人癱軟、有人暈厥后被抬走。

　　空氣中留下的是張旭同發出的“嗚嗚”聲，以及儀器滴滴作響的聲音。

　　后門被牢牢鎖住，很多盟友能夠減少恐懼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選擇靠在了墻上。

　　江一帆渾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邊人的重量。“如果換我的話，就想一下電死多好。”他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時張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來了”。

　　懲罰持續到了深夜，當晚張旭同在電擊臺上休克了。

　　等到張旭同再次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他在病房打著吊瓶，母親就在旁邊。他開始一直裝睡，以逃避之后可能還要面對的治療。可他還是被盟友發現后帶走。

　　兩周后，在新一輪的選舉里，張旭同獲得了20多票，再次當選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當時張旭同的樣子：“像一具被抽走靈魂的驅殼，面無表情，眼淚往下流，一個勁地說：‘我都這樣了，大家為什么還要把票投給我？’”

　　沒多久，張旭同出院了。盟友間氣氛有了變化。

　　“電擊的恐懼，告密的戒備，大家更加能‘裝’，大家將自己封鎖起來。”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

　　大部分人剛出院那會兒，都會跟“打了雞血一樣”，保持一段時間在“四院”的狀態。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盡全力讓父母滿意。

　　最開始他的英語只有40分，爸媽皺著眉頭；江一帆努力沖到了60分，爸媽還是覺得太偏科。英語分數最終沖到了90分。他說，當時真正的動力來自于恐懼：害怕表現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盡管當時備考壓力很大，每兩周江一帆還是會玩兩個小時的《夢幻西游》。在他輟學打游戲的那兩年，這款游戲讓他的月收入達到5000元。

　　他滿心以為只要考上大學，就能逃離父母的管控，逃離被送回“四院”的恐懼。可事實證明，他錯了。

　　五

　　想要逃脫恐懼的不只有江一帆。

　　從四院出來后不久，張旭同也經歷了一段非常“聽話”的時間。

　　除了好好學習外，他下課后想去操場轉一會兒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氣；明明不高興，見到父母卻還要裝做“謝謝你們讓我重生了”的樣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愛情的煎熬——想見女友。但恐懼時刻提醒著他：不行，你不能去。

　　愛情再一次戰勝了恐懼，卻引發了新一輪恐懼。他像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覺得每個角落都有眼睛注視著他，“見女友的事情遲早會被‘四院’發現”。

　　張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個同字，平時大家都喊她“大同”。兩人決定去山西大同。

　　他們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敢帶手機，坐了40多個小時火車后，來到一個連氣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

　　張旭同找了一間100元一個月的出租屋安頓了下來，對未來滿心期待。

　　但恐懼依舊如影隨形，他怕“別動隊”和親戚會找過來，再一次被送進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張旭同去勞務中介找工作。因為沒有身份證，中介把他推薦到一家煤窯上班，一天賺50元錢。

　　他和幾個皮膚黝黑、身體精瘦的人坐著五菱小面包車前往離大同100多公里的一個礦場。

　　一路上，張旭同還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悅中。可到了礦場，電視節目里出現過的謀財害命的黑煤窯不斷地在他腦子里晃。他最后步行逃回了大同。

　　后來，他應聘過耐克店的店員，因為多嘮叨了幾句“不給加班費”，被人告狀后，“硬氣”地辭職。他也重操過舊業，在游戲廳里打金幣和裝備賺錢，可依舊入不敷出。

　　他說，在那半年多里，沒有一點漂著的感覺，“至今覺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著的”。

　　可當花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錢時，他最終還是選擇向父母求助。

　　回來后，張旭同沒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換不同的地方睡覺，睡覺前在門口放一個空酒瓶，有人開門瓶子就會倒地。

　　“那段時間即使是在睡夢中也會對聲音特別敏感，就好像身體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這一天終究來了，張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別墅里找到了他，隨行的還是第一次帶走他的那些親戚。

　　張旭同努力反抗，卻被四五個人用準備好的繩子把手綁了起來，他沒來得及掏出一直別在腰上的刀具。

　　在車上，張旭同哭著問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兒？”母親也哭著說：“你知道這樣還離家出走。”

　　“我離開家就是為了這個。”說完這句話后他平靜下來，不再掙扎，剩下的只有絕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過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試著體會過《金蟬脫殼》里布雷斯林被關到C區里的那種絕望嗎？那種后悔沒勇氣了結自己的心情。”張旭同長吐了一口煙。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學的采礦工程專業，當時正是國內煤炭需求正旺的時候。

　　他認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說，他的父親當時突然患上了一種罕見的神經疾病，臥床在家，脾氣非常暴躁。因為江一帆幫家里裝修時總是偷懶，憤怒的父親爆發了。

　　在幾個親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據慣例，送回來的“再偏”的盟友要無條件地接受從嚴從重的治療——每天進行一次更大強度電擊治療。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讀的大學生、碩士生，甚至還有年近40歲的中年人。江一帆這才發現，自由是這么的脆弱，只在家長一念之間的改變，到手的自由立馬就會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后，父親又派人把他接了出來，并向他道了歉，承認當時自己的精神確實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學會了更高明的偽裝。

　　上大學后，他和父母溝通的原則是“報喜不報憂”。大一時，他毫不猶豫就簽下了一家在國內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業，當時正是煤炭企業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遠離父母，遠離山東。

　　除了過年，他幾乎不回家，寒暑假騙家里說在外頭打工，實際上就在寢室里打游戲。每月他靠游戲能賺4000元左右，以此支撐了他大學4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實施他的逃離計劃時，張旭同卻籌劃著如何結束這一切。

　　第二次從“四院”出來后，張旭同就再沒回家，在老家的眾多網吧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他說，他陷入到無休止的噩夢當中，夢里基本只有兩個畫面：在“13號室”被電擊，以及親戚在后面追趕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覺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樣疲憊。

　　一次，他在酒店看電視，電視里播放的正是關于網戒中心的專題片《戰網癮》。當張旭同看見畫面上楊永信的側臉時，他的大腦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緩過神才發現，自己已經把電視機砸了，每一個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說他事后賠了酒店3200元錢。

　　他開始尋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買安眠藥失敗后，他聽說降壓藥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藥店直接買到。

　　張旭同將5瓶降壓藥，200多粒，一把把抓著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給父母發了一條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們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進‘四院’。”

　　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來患有高血壓，母親在一旁照顧他，什么也沒問，只是不斷地嘆氣。

　　他找過心理咨詢師，想吐露心聲，卻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傾訴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過去的情況下，心理咨詢師告訴他患上了抑郁癥。

　　七

　　對于一些2007年、2008年進過臨沂網戒中心的人來說，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歐洲讀博士，有人考上公務員，有人進了蘋果公司，有人進了央企，也有人成了軍官，還有人耽誤了多年的時光后，仍在大學里念書。當然更多的人銷聲匿跡，失去了聯系。

　　盡管當時并沒有留下聯系方式，但很多當時的盟友還是在“楊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聯系方式，組成各種小群體。

　　在貼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曬出自己穿著佩有上尉軍銜的軍裝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現在過得很好，楊永信我既不感謝你，也不記恨你。”

　　碩士畢業的劉思恩在“如何評價楊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楊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評論他“腦子被電糊了”。

　　劉思恩說，當時央視拍《網癮之戒》的時候他就在“四院”現場，他怕說錯話，有意避開了所有鏡頭和采訪。他認為《網癮之戒》真實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態。

　　他說，也正是那段經歷成就了現在的自己。

　　劉思恩還總結出了一個規律：“那些至今對‘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沒啥大出息，而出來后真正認真讀書的人，對那個地方不會抱有太大的負面情緒。”

　　在他看來，不反對“電擊療法”的《戰網魔》和批判“電擊療法”的《網癮之戒》這兩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好壞留給后人評。”

　　曾經進出“四院”13次的謝坤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四院’并沒有說的那么殘忍和惡毒，想想里面有哪個孩子是善類，有哪個不是自私享樂不顧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開那段往事。有人承認，自己那個時候確實年少無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記者，“不要騷擾我，只想安靜地生活”；還有人無奈地說，“過去的傷疤就不要再去揭開，要不然只能破壞親情。”

　　甚至還有盟友對記者說，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無藥可救，只有送去“四院”這一線生機的話，他也會嘗試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讀大學時選擇了法律專業，想以憲法的名義，控告網戒中心侵犯人權，可最后自覺勢單力薄而放棄。

　　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那些電擊治療儀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惡魔，因為父母只想把孩子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哪怕就是電也要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她還在自己的朋友圈寫道：“網戒中心里，大多數人都被診斷為心理疾病或網癮，但實際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暫迷茫，之后他們還能回到正軌，可那些因此墮落無法回頭的盟友又該怎么辦呢？”

　　一位盟友家長看了《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文章后倍感氣憤。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假設你有孩子不學習了，和正常人不一樣了，你可能也會像我一樣著急。這個臨沂戒網中心，是一個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說自己的孩子，曾經在家里只顧著玩電腦游戲，不和家里接觸，脾氣越來越暴躁。“作為家長，我已經用盡了所有方法，沒辦法才交給戒網中心來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從四院出來以后，內心沒有恐懼，回家就和他們溝通。還把打工掙來的錢，給爺爺外公各買了一箱酒，給外婆和奶奶買了手表。

　　可當被問道，如果孩子“再偏”，還會把他送去四院時，這位家長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會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經好了，畢竟已經長大了。孩子的行為上有缺陷，家長自身也缺乏溝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當。”

　　8月18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了網戒中心，門口一群家長在門口蹲守，還有人從附近的小車里給記者拍照。從外面看，網戒中心的每一層入口都被兩道鐵門緊鎖著。

　　當記者試圖進入網戒中心時，一些帶著“xxx爸爸(媽媽)”名牌的人開始跟隨和驅趕記者，表示“請你快點離開”。

　　記者試圖通過電話聯系楊永信，其電話處于關機狀態。

　　據8月22日《沂蒙晚報》報道，楊永信在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說：“其實，如果沒有患者，網戒中心一天也開不下去。網戒中心之所以能夠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規外，也是因為有眾多的家長和孩子需要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長和孩子不需要這個地方了，網戒中心因此關門了，那將是我感覺最幸福的事。但現在，那么多的家長帶著求助和無奈而來，我從來沒想過放棄這份事業，責任和同情心是驅動我不斷前行的動力。”

　　結尾

　　最近，張旭同看了一部奧斯卡獲獎電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個橋段時，他不停地流淚：被猥褻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師假借上帝的名義對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給牧師端上了一盤點心。

　　張旭同也曾試著與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劑量，電死他”時，就放棄了。“我從來不懷疑，我的父母是愛我的，但是方式有問題，依舊不能被原諒。”

　　有一次喝多了，他給母親打電話，提起過去的事情。母親很驚訝：“過去這么久，你怎么還沒忘！”

　　“他們好像并沒有覺得那段經歷對我有什么太大影響。”張旭同說。

　　這幾年，張旭同和女朋友“造”過幾個人，可最后也都“處理”掉了。他表示，他對做一個好父親沒有信心。

　　畢業后，江一帆去了離家2000里之外的鄂爾多斯，從事煤礦設計工作。

　　煤礦實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讓礦工能夠有較長的集中時間回家看看。

　　江一帆幾乎沒有用過這10天假期回過家，而是去呼倫貝爾看草原、去中衛沙坡頭看胡楊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礦井四五次，檢查自己設計的礦井工程實施情況。

　　即使到了深達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內心依然充滿安全感。“自己設計的自己了解，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邊強多了。”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出于保護采訪對象，張旭同、江一帆、劉思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