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多台回收機器收不到全市1%塑料瓶。(記者 魏彤 攝)

　　在全市投放了5000多台回收機器，卻收不到全市1%的塑料瓶。

　　亞洲單線產能最大的再生瓶級聚酯切片工廠——盈創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一年可以處理約22億只飲料瓶，但是自2013年後已“停工”三年多。

　　“缺貨”、缺垃圾、缺塑料瓶成為這條亞洲最大塑料瓶處理線常年被荒廢的主要原因。

　　在順義天竺空港工業區內，一個占地1.2萬平米的大廠房裏，聚集著上千台大小高低各不同的機器，如果把一個塑料瓶從第一台機器的大口子裏丟進去，繞過上千台機器的運轉，最後一台機器吐出來的將是上百顆切面精細、長得像大藥片的再生聚酯顆粒，這些顆粒可以再次做成飲料瓶……這是目前亞洲單線產能最大的再生瓶級聚酯切片工廠，一年可處理約22億只的飲料瓶，相當於上萬名工人日夜無休地同時幹活。

　　但是，這間“亞洲最大的”廠房，從2013年後就已不再開工，被擱置了三年多。

　　作為這條亞洲最牛生產線的創造者——盈創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常濤只能苦笑說，“雖然我們在這個行業沒有對手，但是北京根本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貨源”。

　　亞洲最大塑料瓶處理廠

　　常年缺“垃圾貨源”

　　據常濤介紹，他們的產能是一年可以處理5萬噸的塑料瓶，但平均每年僅能收到1-2噸的“貨源”。換個更直觀的數來看，“亞洲最大”廠房上千台的機器一年可處理22億只廢舊飲料瓶，但實際最高時僅處理了8億多只。

　　“缺貨”、缺垃圾、缺塑料瓶……這被說成是亞洲最大塑料瓶處理線常年被荒廢的最大原因，但這與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漲的數據非常矛盾。來自市發改委和市城市管理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漲，前兩年北京垃圾日均處理量是1.8萬噸，今年卻到了2.17萬噸，整體增加了兩成。

　　那么，垃圾都去了哪?盈創公司為何長期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貨源”?

　　5000多台回收機器

　　收不到全市1%塑料瓶

　　上周五，在大興區西紅門的永輝超市裏，一台新入駐的智能回收機器，引起路人駐足圍觀。在這台機器的觸摸屏上輕點一下“回收”，機器右上角的擋板便會自動開啟，只要拿一個空飲料瓶放進去，微信就會立即收到0.05元的返利……

　　這台機器，已是盈創公司在北京投放的第5034台回收機。從2012年底開始，盈創公司就開始在全市的學校、醫院、超市、地鐵、景區、公園等眾多公共場合，布局他們的智能飲料瓶回收機。

　　雖然回收機的數量規模已是全市第一，但是回收數據卻讓人訝異，5000多台智能回收機一年收回的塑料瓶總量是4000萬只。這個數字，與北京一年廢棄約60億只左右的塑料瓶相比，才不到1%。

　　至於全市剩餘的99%塑料瓶流向何處，是其他回收企業，還是環衛部門，答案都不是。參與北京“垃圾事業”30多年、市人大代表王維平，在今年上兩會時，帶去了一份垃圾回收的議案，和這一問題的答案。用他的話來說，一群規模可觀、且已具備垃圾回收專業化“素養”的拾荒者——被坊間稱為“丐幫”群體，掌握著北京絕大多數的可回收垃圾資源。

　　2014年北京的調查數據顯示，垃圾產生量700萬噸，“丐幫”們撿來的可回收垃圾資源，同樣是700萬噸。

　　不敵“黑作坊”

　　最大處理廠一天虧損十幾萬

　　“丐幫”撿回的垃圾資源，最終的流向是聚到北京四環外的82個廢品集散地，即丐幫的“營盤”，再分門別類地運往河北，塑料運到河北文安縣，包裝運到河北保定，金屬運到河北灞州，鞋底膠皮運到河北定州，玻璃運到邯鄲……與“丐幫”常年打交道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王維平，曾向北京青年報記者介紹，“丐幫”群體第一代人1978年就進京，經過30多年的發展，他們自發形成了一條專業的垃圾回收產業鏈。

　　而這一產業鏈，恰恰成為了盈創公司長期垃圾“貨源”不足的最大原因。“我們根本競爭不過小黑作坊”，盈創公司總經理常濤介紹說，由於環保成本的差距，導致他們的塑料瓶收購價，與那些沒有正規營業執照的廢品集散地相比，沒有任何優勢。

　　據介紹，對於塑料瓶的回收，回收企業需要先做預處理才可再次售賣。“塑料瓶要切片、清洗。清洗過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堿，但堿是不能隨便排放的，所以要進行汙水處理，要過環評，需要正規用工，這些都需要成本”。

　　但是，與正規企業不同，丐幫“營盤”的環保成本幾乎為零，“那個市場上幾乎汙水橫流。我們拿生物堿清洗，他們拿工業強堿清洗，汙水也不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再處理成本低得多，”常濤說他去過廢品集散地，“無論是環保成本、還是正規用工等各個方面產生的成本損耗，最終計算出塑料瓶的收購價，我們根本競爭不過這些小黑作坊。”

　　“比如白色瓶子，我們正常收的話是3500元/噸，但小黑作坊可能4500元/噸收;藍色瓶子2800元/噸，小黑作坊可能3300元/噸收”。為了搶占“貨源”，常濤說，他們有時不得不按與“黑作坊”一樣的價格，從丐幫手裏硬買貨。

　　這種只能硬買的結果，帶來的後果是企業的嚴重虧損，“貨源”也仍嚴重不足，亞洲單線產能最大的塑料瓶處理廠三年前就不得不關停，“這種機器系統就像煉鋼廠一樣，開了就得連續生產，不能停。每處理一噸，賠一噸。一天都十幾萬到二十幾萬地虧，燒得我們肉疼。”常濤苦笑說，“在德國，像和我們一樣的這種再生瓶級聚酯切片工廠，如果是10萬噸產能，一年可以帶來1-2個億的盈利。”

　　82個廢品集散地解散

　　“亞洲最大”工廠明年或將重啟

　　不過，盈創公司明年計劃重啟他們擱置三年的亞洲最大產能塑料瓶處理機。

　　由於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務，對於低端業態和汙染企業的清理，齊聚在四環外的丐幫“營盤”正在陸續關閉，82個廢品回收集散地已經關停80個，河北的小塑料廠、造紙廠、小冶金廠也正在關停，“丐幫”行業面臨破產，部分拾荒者正加速撤離北京。

　　對於像盈創公司這樣的企業而言，他們似乎看到了希望，“一來，我們不用再和小黑作坊搶價格了。二來，垃圾源頭可能真的會到我們手裏”。

　　但是，廢品集散地被清理之後，垃圾源頭真的會進入正規的回收處理企業嗎?這是常濤最為疑慮的地方，“說實話，丐幫的解散符合北京政策，也應該是這樣的方向。但目前，還沒有一套政府機制來做垃圾前端的分類回收”。

　　今年7月份，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發布了《垃圾強制分類制度方案(征求意見稿)》，垃圾前端分類回收問題，再度引發爭議。北京3000多個形同虛設的“垃圾分類示范小區”，也再次突顯尷尬。

　　“如果垃圾能從老百姓手裏就進行分類，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這些可回收資源不會因為混合及運輸被二次汙染，但是沒有行之有效的政府機制，是不可能做到的。”常濤認為，包裝的押金制或可成為有效途徑，“像德國，各類飲料瓶在銷售環節要向消費者征收押金，退瓶後才能返現，這項制度使得大量的飲料包裝得以安全回收，城市生活垃圾的體積因此減少40%至50%。”

　　對話

　　“廢品回收事業已到了戰略轉型時期”

　　對話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王維平

　　記者：像盈創公司這樣的正規垃圾回收處理公司，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貨源，只能擱置亞洲最大的處理廠。您怎么看?

　　王維平：北京已經到了需要進行廢品回收事業戰略轉型的時候了。1952年-1978年，是合作總社下屬的國營廢品回收公司，占主導地位，來處理全市的可回收垃圾資源。但是1983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垃圾可回收資源越來越多，大量外地農民進京撿垃圾，就是所謂的“丐幫”，這些人徹底完全擊垮了國營回收公司。國營公司的廢品回收量不到1%，99%都讓丐幫撿走了。

　　國際上，也是在1983-1985年之前，歐洲、美國、日本，也有一幫像我們這樣無序的、自發形成的、規模龐大的拾荒者隊伍，這是一個利弊同存的無序蔓延。利可以減少垃圾，弊我們都知道，帶來二次汙染等問題。所以現在該做戰略轉型了，就像西方國家1985年開始發生的戰略轉型。

　　記者：怎么進行所謂的“戰略轉型”?

　　王維平：不外乎就是兩條。第一條是，讓廢品回收行業正規化。什么叫做正規化?就是說，要有營業執照、有辦公地點、有人員編制。盈創公司就屬於新興的正規企業。

　　第二條是，我們要對正規企業在起步階段進行一定的支持。什么樣的支持呢?一方面是和街道捆綁進行，不讓拾荒者撿走可回收資源。第二方面，對於低利用價值的可回收物實行一定的補貼。比如丐幫收一個塑料瓶一毛錢，智能機器如果能吐一毛五出來，那大家當然更傾向於回收機器。所以說，廢品回收體系是到了戰略轉型的時候，我們需要再次用正規軍擊垮拾荒大軍。

　　記者：“丐幫”行業正面臨破產，但政府也沒有一套前端垃圾回收的機制。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也還無法形成自主的垃圾分類行為。這方面應該怎么解決?

　　王維平：這還是正規軍一個逐漸取代的過程，需要靠市場化手段來運作，不能采取完全行政的手法來操作這樣的過程。但是政府可以對這些正規的民營或國有回收公司，實施一定的鼓勵和支持，讓他們來取代丐幫群體。(記者 林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