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伟

　　《网络安全法》通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解决了网络安全无法可依，或者说法律不健全的基础缺陷，以法制化的建设为法治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网络安全法，将于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法律进一步界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对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织和个人规定相应的惩治措施;增加惩治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等。

　　在我们每个人与互联网密切相连的情况下，都免不了要成为网络安全的受害者，网购诈骗依然是造成网民损失的主要源头，钓鱼、木马、电信诈骗等多种欺诈手段，让人几乎防不胜防。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互联网黑灰产业从业人员已超40万，比前年同比涨90%，规模据估过千亿元。2015年人均年收入约为30万元，接近2015年全国人均GDP的6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指出，美、英等国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我国网络犯罪占犯罪总数近1/3，且每年以近30%幅度上升。

　　网络是虚拟的，不过其行为却是现实的，因而也就应当受到既有的法律约束。不过，受网络载体特殊性影响，网络行为还处于事实上的“法律真空”。尤其是网络作为一种新型业态，不仅对现有的法律是一种挑战，对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将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网络是一把极具杀伤力的双刃剑。网络行为若不受法律约束，不在法治的框架下运作，就很难实现良性循环。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平台，网络欺诈、消费陷阱等行为，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很难得到处理，也变相地助涨了这种风气的蔓延。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时下，信息、物资、能源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三大支柱和重要保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信息化时代，网络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网络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崩溃。随着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化、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网络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我们建设网络强国，在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构建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增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斯诺登事件”说明，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尽管时下，中国已经有全球最多的网民人数，网络产业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然而与网络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网络安全上起点低，起步晚，重视程度偏弱，举措落实滞后，网络安全形式堪忧，安全状况不容乐观，重视网络安全已然刻不容缓。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网络安全的实现，最终还得走法治化之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是完善网络法律体系，通过网络立法，把网络安全的国家战略，逐步转化为能得到全面落实的责任，明确各方参与的权利与义务，比如政府、公众、专业机构和企业等主体的功能发挥，把所有网络参与者、建设者、使用者的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渠道中来，让合法行为受到保护，让非法行为得到惩戒，那么依法治网才有坚实的基础保障。

　　《网络安全法》通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解决了网络安全无法可依，或者说法律不健全的基础缺陷，以法制化的建设为法治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网络安全立法真正实现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治理要求，也为网络安全的实现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