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項政策只要是按戶籍分配資源，那么不管怎么制定都會遇到規模龐大的抵制，很難形成共識，不利於城市的發展。

　　2016年廣州的積分落戶工作開始了。對於很多人來說，雖然在廣州生活了很多年，但唯有落了戶，才能在心理上將自己和廣州人畫上等號。

　　將自己與本地人畫等號是對城市認同的感知，指的是市民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自豪感，從內心深處將自己視為城市的一員。認同是一種心理，從國際大城市的經驗來看，對城市的認同一般源於對這個城市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價值觀、城市記憶等軟環境的認可。

　　但在中國，城市認同的根源略有不同。由於長期的人口流動管制和戶籍制度，戶籍、出生地也成為中國城市認同感的重要來源，此前中山大學曾發布國內首份超大城市認同感的調查報告，對比城市本地和外地人口的城市認同差距，調查的七大城市中，本地人口的城市認同感明顯高於外來人口，平均差距達8.47分。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今年夏天組織的社會調查也有相似的結論，在上海本地出生的受訪者(受訪者均大於18歲，在上海出生基本等同於戶籍)中，有91%認為自己是上海人(分值大於4，選項從1- 7，1為非常不認同，7是非常認同)，而非上海出生的受訪者只有18%認為自己是上海人。有意思的是，57%的非上海出生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對上海有感情，他們對上海的感情要遠大於他們對自己是不是上海人的認同，而在上海本地出生的受訪者對上海的感情與對自己是否上海人的認同分布則是一致的。

　　戶籍成為城市認同的關鍵因素並不是好事。眾所周知，戶籍是很多市民權利的基礎，有戶籍(或者向戶籍過渡的居住證)，兒童才能參加義務教育、高考，居民才有權利辦理身份證件、購房、登記車輛，更不用說住房保障、居民醫保等福利政策的享受與戶籍密切相關。

　　過去十幾年是中國城市化的黃金時間，大量農民進城市民化的過程，必然需要從城市裏生活並獲取基本公共服務，他們要買房、買車，參加義務教育、居民醫保。但城市的發展並沒有為他們的到來做好准備，在房價高漲、學位緊張的時候，城市治理的板子就打在外來人口身上，戶籍成為社會政策的中介工具。一個在城市裏生活了十幾年的非戶籍人口，雖然可以就業獲得收入，但他的子女仍然可能上不了學，自然他也很難對城市產生認同感。

　　傳統對戶籍的社會影響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戶籍如何影響個人的權利，如義務教育入學資格、社會福利等，公共討論中，很少有人考慮外來人口進入城市以後如何在心理上融入這個城市。

　　但城市常住人口對城市的認同至關重要。國際化都市的一個特色就是外來人口非常多，像紐約更是誇張到40%的市民是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出生的。對於北上廣深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來說，塑造個人對城市的認同，培養他們對城市的感情，是城市的核心工作。

　　一個人只有對城市產生認同感，才會從情感上去維護這個城市的秩序，參與公共治理、志願幫助弱勢群體、舉報非法行為，如果這些市民生活在紐約，但堅定地認為自己不是紐約人，和紐約沒有任何關系，城市治理的難度勢必大大增加。

　　基於身份的城市和社會治理是非常糟糕的治理機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按戶籍分配資源，市民基於自己的利益對公共政策表態，會天然地撕裂人群。在一線城市，外來人口中的勞動力規模大多超過本地人口，任何一項政策只要是按戶籍分配資源，那么不管怎么制定都會遇到規模龐大的抵制，很難形成共識，不利於城市的發展。

　　前述中山大學的報告也顯示，在本地人和外地人城市認同差距上，廣州的差距最小，深圳也不高，而京滬津的差距超過平均值，這與包容開放有關，在保障外來人口的市民權利上，廣深兩地是中國超大城市中的典范。這值得中國所有的城市學習，城市只有是所有常住人口的城市，才有光明的未來。